二○一七年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對北京和反對派來說都是回歸以來最大的事情。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和「循序漸進」走到今天以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二○一七年的普選特首還只是「可以」，並非一定。
儘管北京大員喬曉陽不久前說了二○一七年普選特首是「堅定不移」的，但這個「堅定不移」也只是在「兩個前提」下的「可以」。如果「兩個前提」達不到，普選特首就是不可以，甚至連這方面的諮詢都「不宜展開」。
十幾二十年來，普選問題上北京和「泛民」一直較量。「泛民」是「爭取」一方，「進攻」一方；北京是「防守」一方，是「循序漸進」逐漸放開一方。
對於普選北京有兩大原則：一是中央要能掌控，尤其是「普選行政長官」；二是要「循序漸進」，要社會各方面配合。這也是中央掌控普選的必要條件。
而這兩項原則，正是「泛民」和反對派不能接受的。十幾二十年來他們反的正是這兩項。雙方的角力在每一次政改方案上，北京要在如何巧妙控制上下工夫，反對派要千方百計的降低這些控制。
北京之所以能設計「控制」方案，在於有權力，有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政府的立法權、行政權。反對派之所以能不斷提出削減北京控制權的方案，在於他們提出的普選理念更「符合普世價值觀」，符合「香港核心價值」，並由此能動員相當多的市民大眾。有了「群眾力量」，他們的「反對」、「爭取」就能對北京和特區政府形成巨大的政治壓力。
因此，政改之爭、普選之爭，歸根到柢是人心向背之爭。在這方面，北京拿出的道理始終不易為港人接受。如此看來，北京愈是覺得自己理直氣壯，港人愈是覺得她是在以勢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