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對特首普選的擔心是輸了便把香港管治拱手讓人，而讓出的對手不是港人這麼簡單。
當然，在《基本法》制訂時，乃至政制改革時提議一七年特首普選，中央政府的考慮，一是有提名委員會的中間篩選作用，另一是普選時中央屬意的人選未必會敗陣。
可是，回歸十五年，在立法會的普選中，中央政府培植的建制派並不足以把持大局。形勢比回歸前有所轉變。若二人對決式的特首選舉，中央政府沒有必勝之信心，反而從唐梁特首之爭及梁振英上台後的形勢看來，中央政府一直以為可依恃的部分力量很可能變敵對勢力；特首普選之局更似是必輸，因此需重申特首必須是愛國愛港、不反對中央政府的人士。然而實際的內容似已與《基本法》的法律條文規定脫離，而變成具體的政治認許。
這裏便出現一個極為困難的技術問題：怎樣把政治審定納入於制度設計的條文之內。第一不能寫上中央政府政治審定；第二中央政府怕只有一個異己者獲提名也可能有機會當選，但怎樣防止異己者不能獲提名呢？方法似乎只有一個，就是提名委員會首先便要排除異己者或異己者的支持者，使之不足以有足夠票數提名參選。這卻使提名委員會極其封閉。香港社會民意會接受嗎？更不用說立法會的泛民議員。
於是，要達到中央政府的目標，提名委員會必然封閉，也必然過不了立法會與社會輿論。二○一七年普選大有可能胎死腹中。不管是誰的責任，香港的民主進程肯定會拖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