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金:醫療健康關乎公義

曾蔭權年代特首辦主任梁卓偉退下官場火線,重拾港大教席,出任社會醫學系系主任,並發表研究報告,指港人愈是貧窮,高血壓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愈是嚴重。

窮人缺乏醫病資源,及至高血壓及糖尿病引致嚴重併發症才就醫,往往遲了一步,或暫時保住性命,但身體遭受傷害已無法挽回。

醫管局提供每天一百元廉價治療,但就醫成本又豈止於此。使用專科門診服務,看病連領藥動輒大半天,做電腦掃描等特別檢查又是大半天,試問在職窮人能騰出多少個大半天?窮人職業選擇少,低技術體力勞動工作,往往工時長、假期少、工作環境不衞生,此乃另一患嚴重慢性病原因;加上平均文化水平較低,資訊科技使用較脫節,接收健康資訊、防患未然的條件特別差。

梁卓偉任食物衞生局副局長時,推銷建議中、由政府規管的「自願醫療保險計劃」,我就此向他指出,疾病除了是健康問題,亦是貧窮和社會公義問題。運用公帑提供全面醫療,讓全民公平使用,合乎社會公義,在香港這貧富懸殊社會,甚至是必須的「財富再分配」。

因此,在公共醫療開支未及本港總產值百分之三、未及與香港富裕程度相若的西歐地區三分之一時,要求市民購買保險,等同在醫療上「食自己」,明顯是劫貧濟富,保障有錢佬、大財團和大企業利益。

梁卓偉當時回應:「香港富裕,不等於政府富裕。」未知言下之意是否政府不欲亦不敢向有錢佬、大財團、大企業開刀,惟有向小市民伸手要錢?

曾蔭權與有錢佬關係如何,從他令全港蒙羞的行徑已顯露無遺。寄望梁振英不要錯把香港醫療體制推向「私營保險」此萬劫不復深淵,重新以扶貧及匡扶公義正確定位,檢視醫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