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後，北京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可以控管的是行政系統，最不能控管的是司法系統，比較可以控管但逐漸不能控管的是立法系統。
北京可以控管行政系統，是因為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政府高官都要由中央政府任命，二○一七年之前，行政長官仍由北京掌控的「小圈子」選舉產生。
問題是，上述體制模式逐漸發生變化，北京可控的部分將逐漸「失控」，例如行政和立法；北京不可控的部分還是不可控，例如司法。這是因為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席最終將由普選產生。雖然在行政長官產生上，北京仍然可以通過「提名委員會」加高門檻，力圖做到控制，並在立法會選舉中通過強化「自己的政黨」，爭取選票和議席，但箇中還是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結果難以預料。
對於這樣的前景，北京是有估計的，總的方向是既不能不順着大勢、順着《基本法》規定辦事，同時又不能不預防失控。這個矛盾的關鍵因素在於選舉時的民心民意，如果民心民意能夠選出合乎北京心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多數議席，那麼北京對香港就是沒有失控，反之就會失控。須知道，北京評判「一國兩制」國策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就是對局面的掌控。如果不失控，自然皆大歡喜；如果大大失控，引起北京對「亂局」乃至「變相港獨」的憂慮，那麼就不排除北京會對此作出強力的反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會作出調整，所謂普選就有可能倒退回半普選，倒退回小圈子。
然而，真要這樣，北京勢必要付出非比尋常的慘重代價，故還是選擇以「懷柔」為先，不敢輕舉妄動。這就是北京不能不特別重視「國民教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