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蔭權之治」七年即將結束，在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曾蔭權直認○八年擴大問責制，增聘副局長與政治助理，結果拖垮民望，從管治能力的層次看，這僅是冰山一角，曾蔭權政府的管治水平欠佳，很多承諾沒有兌現，乃不爭的事實。
擴大委任制，為司局長的政治團隊增加人手，以提高工作效率與改善質素，本來沒有錯，問題出在聘用過程黑箱作業，被質疑用人唯親，搞馬房文化，更因副局與政助拿外國護照及薪酬偏高，物非所值，為輿論所詬病。
聘用過程未有公開遴選，用人標準不清，對局長所需人才又出現錯配，可見整體安排未有深思熟慮，脫離政治現實，與公眾期望相去甚遠。
副局與政助參與工作後，大多表現欠佳，被立法會議員、傳媒、社會團體及公共政策的持份者批評，在解釋政策與加強溝通方面不稱職，個別成員更是不折不扣的「隱蔽官員」。
曾蔭權政府的管治水平欠佳之處甚多，其中「策略發展委員會」高開低收，是一個好例證。○五年曾蔭權大幅擴大九八年成立的策發會，原意要打造一個超級平台，讓公眾意見可透過各界領袖參與討論，直接向特首及政務司長等高官獻策。
多年來策發會成員發覺意見不受重視，高官參與度低，所謂平台其實虛有其表，策發會開會的出席率持續偏低，最終令「提高施政的科學性、透明度、參與度和認受性」，不知從何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