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布的堅尼系數上升到零點五三七的歷史高位，在發達地區絕無僅有，香港社會內部的壓力到了危險的程度。堅尼系數只是用來量度貧富差距的一種指標，就算不看這個最新公布的數字，單憑日常的經驗和觀察，我們都不難得出相近的結論。
過去也有不少人質疑堅尼系數的代表性，事實上，任何指標數據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當香港的堅尼系數升到這個水平，就算有點偏差，也不能否認貧富差距的嚴重性。
過去國家領導人一再提醒，指出香港必須解決深層次矛盾，貧窮和貧富懸殊，相信就是領導人所指的矛盾。這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政府沒有好好梳理，才弄出創新高的堅尼系數。
今年三月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之間的進退得失，也很大程度上跟貧富懸殊扯上了關係。梁振英早於前年即率先提出關注貧窮問題，並且主張盡快推行最低工資，其立場有助其民意的提升，對貧窮問題的立場和看法，很大程度上區分了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的政策取態，而在梁振英當選之後，順理成章要優先處理扶貧問題，而在公布新班子名單之前，已經委任了扶貧委員會的籌備名單，可以反映出梁對問題的重視。
社會推行任何改革或改變，都會遇到阻力，因為一定涉及利益的分配，改動現時的權力和利益的布局，就一定會有反彈，扶貧又或者減低貧富懸殊的改變也無例外。扶貧和減低貧富懸殊兩詞，過去曾交替使用，最初是用減低貧富懸殊，後來就改用扶貧，原因是怕觸動商界和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經，要縮減懸殊，很容易予人拉上補下、劫富濟貧的感覺。被拉被劫的自然有反應，而最後把上面富有的省略了，只講扶貧，那算是在姿態上的一個妥協。
用語上的改變，可能會減輕一些疑慮，又或者在觀感上減低對富有階層的針對，政府只是濟貧而不是劫富。然而，資源總不是取之不盡的空氣和海水，要濟貧，錢從何來？自然又會想到上面的富有階層，上層的疑慮，字面稍作改動就可消除？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發表研究報告，認為香港可考慮放棄聯繫匯率制度，結果引起軒然大波。任志剛隨後接受一份中文報章訪問時，評論的範圍已經遠超聯匯，並且對香港奉行審慎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紀律表示憂慮，他並且把民主、民意、民望和民粹互相關聯起來，甚至明言，希望香港不會滑落大政府、財赤持續、公債嚴重、金融崩潰、貨幣危機這個深淵，任志剛差一點沒把希臘這兩個字用上！如果把堅尼系數惡化到歷史新高作為背景，梁振英重點扶貧和任志剛對財政紀律的擔憂作為對立面，就可以看到矛盾所在。
任志剛的警告不能視為其個人的憂慮，這代表了部分商界人士的看法，但無論在數字的表達和現實的觀察，都可以看到貧窮問題的嚴重性。民主選舉不會製造財富，卻會重新分配財富，成功的民主國家，不會只講民主而不講商業發展。換言之，政黨不會殺雞取卵。香港面對全面普選，從現實出發，貧窮問題不能不解決，更何況這也是道德上的政治承擔。商界面對扶貧不必反應過激，這是發展民主的必然後果。任之言不是全無道理，卻有點誇張，因為香港距離財政崩壞的危機還很遠，而且是從極端中調整。與其負面靠嚇，不如正面提出香港健康財政和社會公平的均衡點，這討論比只講極端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