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運動力量來自人多勢眾，要達此效果，必定是發生了令人怒火中燒的事，加上煽動有效所致。另一決定性因素是，運動模式是否獲大眾接受，無多大風險的遊行示威，參加者必然多；衝擊警察及阻塞馬路，參加者必然較少。
然而，遊行示威在香港習以為常，一千幾百人遊行，政府固然睬你都傻，甚至傳媒也未必感興趣。於是，行動者便有利用「槓桿效應」誘因，設計人數少少、收效多多的運動模式。只得一個人把標語掛在胸前、背上，縱行破腳板亦未必有甚麼成效可言，但這一個人若改在空地燒車胎，效應便截然不同：有煙、有火，雖惹人討厭，但只要有人問：「他為何燒車胎啊？」訊息便有機會傳開。
此乃為何「激進」的論述，特別適用於小眾政治群體。但當小群體逐漸壯大，例如在議事殿堂已獲得議席，「激進」行動便不一定適用。因為受眾質疑，小群體已有機會在議事殿堂發言，為何還要衝擊警察、燒車胎？
他們進一步論述可以是：我們搞參與民主，支持者不會滿足於只由他們的代表在議事堂發言，我們要親力親為衝擊當權者。同時指出，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當輿論集中關注警察於李克強訪港期間侵犯市民權利，而幾乎完全忽略「替補機制」諮詢即將屆滿，迫不得已藉搗亂公眾諮詢會來重奪傳媒注意。但是，此行動的效果是否如策動者所想，似乎已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