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以來，依照《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了嚴格切實、不折不扣地落實這一方針，中央主持制訂的《基本法》特別在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中央一直恰如其分掌握分寸，除了國防、外交以及體現「一國」主權的香港政制發展最終決定權之外，其他歸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範疇的事務，中央從不干預。尤其鑑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鄧小平當眾發火，呵斥兩位中央高官「胡說八道，講的香港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並且當場界定了關於香港問題誰講才是「有效的」一幕，內地官員對香港問題的表態都比較小心謹慎，不輕易表態。對於香港回歸後中央嚴守分際，包括美、英在內的國際社會都不得不給予高度評價，甚至連回歸前斷言「香港已死」的美國權威媒體都心悅誠服地承認，「我們錯了！」中央做到這點，是難能可貴的，也是當初中英開展香港前途談判時「怕變」的香港人所期盼的。
在恪守「一國兩制」分際方面，港澳辦前主任廖暉、中聯辦前主任高祀仁和現任中聯辦主任彭清華等比較謹慎，從不會對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說三道四，不會給管治班子帶來被動、尷尬和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六月訪港、訪澳和上月在北京會見香港大學生時，就香港的房屋、福利以及公務員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意見（當中包含批評成分），雖然出發點是好的，屬於善意提醒，但這樣做，對比其前任以及兩任中聯辦主任的低調慎言作風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且有兩點不太妥當：其一是「講過界」，太具體、太微觀，涉及純屬「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事務；其二是不準確，沒有區分「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不同職責，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只負責「執行」而不需負責「長遠規劃」的十六萬公務員士氣有所影響。從邏輯上說，如果香港房屋、福利以及公務員問題適宜由「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發表意見的話，為何從來不見常駐香港的中聯辦負責人出來講？要講的話，中聯辦不是更了解第一手情況嗎？何況王光亞的前任廖暉做了十幾年港澳辦主任也不曾就此類問題發言，可見這是「一國兩制」的分際問題，不能隨便踰越！
其實，王光亞主任關於香港房屋、福利以及公務員問題所談到的大部分意見都是事實，有其道理，甚至他到香港肉菜市場「問價」的作風都很踏實深入，關鍵是以他的「身份」去就這些特區政府「自行管理的事務」發表評論，在「一國兩制」層面上的「分寸」較為敏感，有「踩過界」之嫌。姑勿論會否對香港管治班子帶來困擾令他們難做，最重要者，從長遠、大局來看，要考慮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會否產生副作用。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是北京政府不懈努力的宿願。其基本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根據北京政府《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闡明，這一方針有四個基本點：一、一個中國；二、兩制並存；三、高度自治；四、和平談判。其中「高度自治」的表述是這樣的：「統一後，台灣將成為特別行政區。它不同於中國其他一般省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它擁有在台灣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黨、政、軍、經、財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國簽訂商務、文化等協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權；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台。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台灣各界的代表人士還可以出任國家政權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全國事務的管理。」顯而易見，其條件遠比香港所實行的「一國兩制」寬厚，例如香港要駐紮解放軍和駐有中聯辦，台灣卻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駐台」。
俗語說：「人在做，天在看。」由於香港於九七年回歸，率先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而台海兩岸尚未統一，因此，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就歷史地形成「香港在做，台灣在看」的格局，香港的「一國兩制」客觀上對台灣起着啟示、垂範作用。不言而喻，民族大義、統一大業高於香港內部事務。從這樣的戰略大局來看，王光亞主任對於香港特區政府「自行管理的事務」所講意見雖出於好心，但站在台灣的國民黨人、民進黨人和廣大同胞旁觀角度，一旦兩岸和平統一，實行「一國兩制」之後，大陸中央官員居然連台灣的房屋、福利及公務員事務都要指手畫腳的話，台灣當局和民眾將對「一國兩制」作何感想？客觀上是加強了「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吸引力、感召力，還是令人「敬鬼神而遠之」？
處理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能眼裏只盯着香港，腦中只想着香港，千萬不要忘記：台灣就在旁邊看着！
有個故事頗具啟發：春秋戰國時代，燕昭王以千金渴求千里馬，由於充分顯示誠意，結果不到一年就有人送來三匹千里馬。燕昭王善待人才，天下名人賢士紛至，令燕國迅速強大起來。同樣道理，中央若在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恪守既定方針，堅定維護「一國」主權同時充分尊重「兩制」差異，不干預特區政府「自行管理的事務」，必定對日後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歷史進程起到積極的、正面的建設性作用！
古云：「一理通，百理明。」香港回歸十四年來，需要牢記「港在做，台在看」的經驗教訓，何止近日王光亞的言論！
講到正面經驗，當數去年中央政府與民主黨、普選聯就政制發展改革方案展開理性、務實溝通，幾經曲折終於就「區議會改良方案」達成共識，令政改方案在立法會獲三分之二以上大多數票通過，打破了政制發展原地踏步僵局。這一突破，令很多評論家乃至建制派人士大跌眼鏡，因為如此一來，下屆立法會七十個議席中，直選和變相直選議席達到四十席，而功能組別議席只有三十席。鑑於香港地區直選票源是反對派佔六成、建制派佔四成的格局，明知建制派吃虧，北京毅然作出妥協，表現出其靈活性，使反對派死硬分子散播的「與共產黨談判無異與虎謀皮」讕言不攻自破。這對於有朝一日台海兩岸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減低台灣顧慮有幫助，為北京取得加分效果！
至於反面教訓，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由於香港反對派若干骨幹參與支聯會活動，堅持「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或一直對中共持批判態度，結果有一批人被吊銷了回鄉證，於今二十二年了。問題是，北京對曾與共產黨在戰場上廝殺幾十年有過血海深仇的台灣國民黨人，尚能抱「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情懷，歡迎他們到大陸談合作交流，談「三通」，參觀考察，探親旅遊，甚至連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人如高雄市長陳菊等，都歡迎他們到訪大陸，以禮相待，何以將香港反對派骨幹「打入另冊」？無非是對「六四」持不同看法、對香港民主步伐快慢有歧見而已，卻將其拒之門外，不允其返內地，這不會讓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心有餘悸，從而懷疑共產黨的誠意嗎？誰會對日後兩岸「和平統一」的「一國兩制」有信心呢？
毫無疑問，在「一國兩制」問題上，台灣會從香港的「今天」看自己的「明天」，香港與台灣客觀上是存在微妙的互動關係。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中央愈是信守承諾，恪守原則，堅持不干預、不批評香港內部事務，就愈能爭取到台灣當局和民眾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好感；相反，若有中央官員不守分際，越過界限，即使並非「胡說八道」，但衝擊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核心價值，影響了以後對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歷史進程，因小失大乃智者不為也！
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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