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問責制，必須把制度和人事分開，現時的問責制雖然多是公務員舊面孔，這其實只是人事上的重疊。問責制是制度上的改變，最主要是改了行政長官與局長的關係。
回歸初期，公務員的首長是政務司司長，不歸行政長官指揮。當然，原則上政務司司長的老闆是特首，特首可以經政務司司長去指揮下一級的局長和處長，但當政務司司長持不同意見而抵制時，則就令不出行政長官辦公室了。再加上公務員是一個封閉式的系統，高級公務員大多數由大學畢業開始做起，按次晉升，擺在行政長官面前的就只是那一堆，而且公務員升遷調任有一定規矩，通常又是難請難送。
公務員受公務員守則及有關的行政法規規管，但其中並沒有包括政治工作上的表現，好官我自為之。就算政治上搞出一個大頭佛，但只要不犯規，依章辦事，行政長官是無可奈何的。
當香港不斷政治化，民主選舉的成分愈來愈多，公務員的賞罰任免、考核升遷的規則完全不配合，那根本無以為繼！
一般人看問責制，只是集中看是否有人人頭落地，辭職負責，但這只是某一個非常特殊情況下的結果，更重要和更全面的改變，是對政府高層的要求以及標準改變了，整個遊戲規則改變了，行政長官對他們的期望改變了。
這些高層可能到目前仍未稱職，但最重要的是，衡量他們是否稱職的尺度改變了，而行政長官也有權把他認為不稱職的司局長撤換。誠然，這制度行得未算好，原因有很多，但回復好官我自為之的歲月，肯定是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