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峰會由於富國不願遵守一九九七年《京都議定書》的規範，承擔主要份額的減排指標，反而推卸責任，利誘兼脅迫窮國大量提升減排數量，還要接受富國主導的所謂國際監察。富國明顯背離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基本原則。

所謂區別，是指富國要主力承擔有明確指標的減排量，但窮國則是自願參加減排，毋須受量化的約束。從歷史角度看，西方發達國首先兌現減排承諾乃責無旁貸，學者指出，目前大氣層中積存的二氧化碳大多是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工業國排放的。

今次峰會以美國為首的富國集團不斷向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施壓。美國國務卿希拉妮在峰會的末段表示富國準備投入千億美元基金協助窮國提升減排技術及實際需要，但條件是中國及印度等「大國」要有「透明度」，希氏放言中國已是全球第一的排放國（其實較公平的說法是美國才是人均排放廢氣最多的國家），更直斥中國缺乏「透明度」，又語帶威脅地表示，如果中國不合作，美國不會出資協助窮國。

事實上，在提升減排指標上，中國採用了最高的指標，遠高於各大發達國家，而在「十二五」規劃中，更制訂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與考核的辦法。中國向世界展示了誠意與決心，在減排問題上作出好榜樣，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改革開放三十年，鄧小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訓勉，看來要作適當修訂。新的處世態度應是「積極參與、有所承擔」，卻絕不可代人強出頭，不做國力難以承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