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沒甚麼文學館，但所出現的文學大師多如天上繁星，陳獨秀、胡適、魯迅、林語堂、梁實秋、郁達夫、朱自清、巴金……連不久前逝世的季羨林也是那個時代登上高峰的。一九九六年秋，北京《詩刊》舉行座談會，主持人大吹特吹「建國以來中國文學的主流在北京」。我聽得不耐煩而發言：「有十年時間，中國文學的主流在台灣。」那十年即「文革」十年，大陸只有八個樣板戲，不三不四。

香港近期也有人鼓吹建文學館，發起簽名運動，有人問我簽不簽，我說：「巴爾札克說：『第一個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個是庸才，第三個是蠢材。』若不論巴金，在香港第一個倡議建文學館的是羅琅先生，他是天才，我不想當庸才和蠢材。」文人的夢想一向是：所寫詩文有口皆碑；死後居所有文化界掛上「某某故居」的招牌。最了不起的是杜甫，他寫詩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他不要求建甚麼館，只求住在茅屋即草堂，後人無不景仰。

文人還是要講點骨氣，不要乞求權貴建甚麼文學館了，將來弄塊「詩人之墓」的墓碑也就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