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門一開，香港特首如果幹不好，會半途下台的「案例」就算定下了。有了「案例」，今後「因循」也就更為「方便」。當然，這不是說，中央半途更換特首可以是隨便的事情。「方便」不等於「隨便」，選甚麼人當特首，請甚麼人幹不好下台，依然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中央不到萬不得已，不會痛下決心。香港的情況畢竟比較特殊，一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二是人才不足，程序較繁，要更換特首，比更換內地的封疆大吏麻煩得多。

中央當年更換董建華，經歷了長時間的觀察和思量。最初，中央全力支持他，為他當好特首、搞好「港人治港」排除不少障礙。回歸後五年，也即老董首屆特首任期，香港出了很多問題，中央還是從多方面看待，對行政長官的施政責任很少追究。不過，社會上已經出現了愈來愈強烈的「倒董」呼聲，老董的民望也拾級而下。直到二○○三年出現五十萬人大遊行，中央知道，在香港亂局諸多原因中，行政長官治港無能、施政不濟是一個不能迴避的重大原因，要擇機解決。

這一步走出後，董下曾上，新的行政長官到底行不行呢？「港人治港」不行的關鍵是不是在特首身上呢？對此，中央又觀察、思量了四年。從中央的公開評價和多次諄諄告誡來看，新特首一點不比老特首讓中央省心，中央現在的憂慮一點不比四年前少。最近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不斷往內地跑，這情形頗像當年曾蔭權往珠三角跑，莫怪大家敏感，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