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十二年，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北京耐心觀察了十二年。總的感覺是憂心忡忡，憂患重重。香港的發展和管治比北京收回香港時的期望有很大的距離，香港的衰落和不斷製造麻煩使香港原有的價值正在萎縮。總結十二年的教訓，「一國兩制」沒有問題，這樣的大國策是可以行得通的，是可以運作的，問題出在「港人治港」方面。
「港人治港」的問題則集中體現在管治方面。管治無方，管治無能，是兩任特首、三屆政府共同的大弊。北京想改變這種狀況，但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香港本地極度匱乏可以按照「一國兩制」原則管治好香港的人才。
最初，北京相信港英政府一班高官過渡到特區政府後，是可以管治好香港的；北京相信從「愛國商人」中找一個方方面面有深厚關係的人出任特首，由他領導公務員體制是可以管治好香港的。
然而，北京失望了，自家選的特首和港英培養的高官很難弄到一起，矛盾重重，於管治大為不利。於是北京接受老董的建議推行高官問責制，從「社會各界精英」中找人才，委以治港重任，結果還是不行。於是又下決心，乾脆半途換人，由公務員出身、當過公務員之首的曾蔭權任特首，希望借助他的政府工作經驗，希望他從公務員「AO黨」中組建的管治班底，可以有一番管治新氣象。然而，北京又失望了，香港的管治依然一塌糊塗。
在這個過程中，北京盡全力支持香港，相繼推出各種優惠措施；盡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斷出主意、想辦法，甚至做了不少具體的提點，指出問題所在。然而，這些「港人精英」就像「扶不起的阿斗」，始終無法改變局面。結果，走到今天，北京環顧香江，千尋萬覓，真不知在香江本地還能不能找出像樣的管治人才，這便是「港人治港」的最大悲哀。
在這樣的局面下，北京不能不考慮「港人治港」還行得通嗎？所謂「兩股管治力量」之說有深刻背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