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說當年胡適跟一些有頭有臉的人——包括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倡一個運動，叫作「好政府（運動）」。就是覺得政府要由好人來幹，好人來推動。這件事多年以後，一九三○年，同樣一個胡適，他寫的日記說：近來與人談政治，常說，一九二二年我們發表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是一九三○年，即八年以後，如果我再發表一個政治主張，我願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個政府。政府的最低任務是保境安民，凡不能做到這一點的，夠不上政府。
時至今日，老百姓對政府的期望，坦白說，一樣不敢奢望加一個「好」字，至於高官，「問責」已成笑柄，錯完再錯、再錯完繼續再大錯，依然再居高位，那不是服務市民，係害完你一鑊再一鑊；問責高官最耍家的一招就是「失憶」，尤其是最關鍵的地方，老朽真不明白他們是如何完成學業成為「精英」的。一個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千萬年薪逆市仍加百分之十五，畸形至變成扭曲了的「先知先覺」，還擺出「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哪怕是身後罵名滾滾來」的姿態，三百多萬元「花紅」袋袋平安睬你都傻，再叫我捐出來我請佢食燒鵝！
我們要一個正常的政務司司長，可惜他御駕親征，在多個部門的簇擁下，巡視樹木去了，連一個菠蘿包救經濟的偉論也放下了，他要在風季前完成風險檢討並成立「樹木專責辦公室」，作為政務司司長——何以眼中只有樹而沒有人民？至於財爺曾俊華，依然抱住守財奴的理財概念，不理民間疾苦、低下層沒工開的現象，死撐保就業、紓民解困的力度夠，不比其他地區遜色，呢招「人有人派錢，我有我嘴硬」，幾有性格！
當然，還有那個周一鑊，不想多談了，因已講到口臭！多番叫佢下台，佢一於少理！其面皮之厚，總算有個繼任人平機會主席鄧爾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