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的奇特管治模式，乃是ＡＯ治港和政治問責制。但戴婉瑩的離任贈言，那炮打司令部的轟擊，卻將之貶斥為無視野、無人才、無管理、無政策的「四無管治」。如此不留情面之批評，終於引來王永平以過來人身份的回應。王公公的講法相當有趣，值得我們仔細研究探討也。
王公公說，像他和戴小姐這一輩的ＡＯ，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管治時期：一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同意香港回歸中國為止時期；二是過渡期的十多年；三是回歸後到現在。
然後對三個時期的ＡＯ心態進行了分析。第一，在王公公看來，香港前途未解決前的ＡＯ隊伍，一同乘坐掛英國旗的繁榮號貨船，他們接受英國管治香港的現實之餘，亦參與港英政府當時推行的種種有利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大工程及新政策，例如公共房屋計劃、開拓新市鎮、成立市區民政處、以獨立關稅區參與國際性的多邊或雙邊貿易談判等。
他認為這個時期的ＡＯ非常重視團隊精神，除了不能晉升至英國人還佔據的最高級職位外，這是一段令不少本地ＡＯ懷念的「做人有目標，做事有成就」的黃金歲月，也就是他王公公、戴小姐和煲呔曾的快樂時光和美好回憶。
第二，過渡期的十多年，則是本地ＡＯ的悲喜交集期，也是香港管治開始重大轉變的時期。王公公指出，和絕大部分香港市民一樣，ＡＯ對一國兩制能否成功落實充滿疑慮，但隨着英籍高官相繼離任，本地ＡＯ的仕途一片光明，不少人未夠五十歲，便當上相當於現在局長級的職位。
第三，回歸後首五年沒有問責制，但市民要求個別官員對失誤問責的訴求隨「港人治港」的承諾愈來愈強烈，由新機場混亂到公屋短樁，市民愈來愈不接受「集體負責，無人問責」的辯解。因此，港府於二○○二年引入名為問責制、實為部長制的制度。其後又擴大問責制，並將名稱改為政治委任制。
這個時期，王公公承認，有官員為了避免個人問責，變成各家自掃門前雪，或是重提集體決定、團隊負責，而公務員隊伍（包括ＡＯ）便亦步亦趨，盡量不出錯，錯了便推向制度方面。
如此這般探討三個時期ＡＯ的三種心態，迴避了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前兩個時期倫敦英國人的角色，以及第三個時期中南海北大人的角色。
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