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立最低工資最大的原因，是文明和人道標準，不能由無情的市場來決定有人性的生活。不少自由派經濟學者私下都表示，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而生活不堪餬口，教育子女的時間也沒有，這已不是經濟課題，不能用經濟手段解釋。
最低工資之設，就是針對要獨立生活和工作的人士，就算他們仍然要和父母同住，如果是真的獨立工作，那就有獨立生活的花費，這花費當然因人而異，但定下一條最低的界限也不是不能做到。
有了這個大前提，把哪些人包納在內、把哪些人拒諸門外就一清二楚。如果是實習，那就是教學多於工作，原則上可以把這些學生剔除。能夠為大學生提供訓練實習機會的，多數是有規模的大公司，他們向實習生也有提供薪酬或津貼；而工種雖說是實習，但也和實際工作有關，要這些有規模的大公司向實習生支付為非技術勞工而設的最低工資，相信也不成問題。政府原則上可以排除這些實習職位，但從實際情況而言，就算包納在內，也不會構成負面影響，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實習生不必刻意剔除。
至於外傭，其情況本欄已在日前分析。外傭並不是在香港獨立生活，僱主已經為她們的基本生活包底，而外傭的最大開支，反而是支持她們海外的家庭成員，而她們家庭的生活水準是遠低於本港，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外傭都不應包納在最低工資之內。
外傭和外勞不同，外傭不應包納在內，但外勞就一定要計算。因為外勞直接介入香港經濟活動，是生產要素之一，他們在港也要獨立生活，所以最低工資也適用。但香港輸入的多是專才和優才，勞工一直受嚴格限制，以保障本地工人利益，故此最低工資對此影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