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未休止,印度更失控,成為亞洲最受害的經濟體;南美洲則有巴西;北美洲的美國每日確診數字仍然偏高;歐洲的波蘭成為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還有土耳其、烏克蘭等。為了應對疫情,各地央行及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發債救市,暫時將各類副作用拋諸腦後!誠然,若單從各地面對的潛在問題,前景確實難言看好,歷史上要化解這些後遺症的方法是戰爭。
為了應對一波又一波疫情,各國採取了大規模刺激措施,不但令政府財政赤字大幅增加,更使全球政府債務槓桿破盡紀錄,新興市場貨幣與債務危機可能重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報告顯示,去年各國為應對疫情而採取的財政支持規模高達約14萬億美元(約109萬億港元),佔去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約11.8%。
其中,美國由於大選等政治因素,高頻率地推出大規模財政紓困計劃,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美國2021年聯邦債務比率將達到102%,而上一次美國政府債務超過GDP,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1946年。
私人部門也在央行放水下大幅增加槓桿,令資產泡沫、貧富懸殊和金融體系脆弱等副作用不斷加大,全球社會矛盾加劇,各處示威漸見頻繁。
去年以股市為代表的金融資產,在央行「放水」後率先實現V形反彈,在通脹依然低迷的情況下,全球主要股票指數屢創新高,虛擬貨幣「一哥」比特幣漲幅更為驚人,去年勁漲逾3倍,現時比疫情時期的低位更上漲近9倍。
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也出現泡沫化的傾向。於疫情期間,美國30年期按揭利率低至3厘以下,樓市迅速火熱起來,房屋空置率下降至40年以來新低紀錄,樓價升幅達歷史高位。
另方面,貧富差距卻愈來愈大。根據美國聯儲局統計,截至去年底,當地首10%的有錢人持有80%以上的金融資產,因此資產價格上漲的「紅利」主要被少數有錢人收取,而普通家庭更多地依賴相對平平無奇的工資收入。撇除最有錢的10%有錢人,美國打後90%的財富群體,佔有的財富總量由21世紀初近40%,已經逐步下滑至去年的30%左右。
總括而言,在疫情期間,全球資產價格上漲與勞動力市場受損再次擴大了貧富差距,難怪美國總統拜登會向有錢人「埋手」,相信將會成為世界潮流,否則社會必然會發生動盪。
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018年開打貿易戰以來,「全球化」已出現逆流,去年起的疫情帶來更多挑戰:一是全球產業鏈的安全性受到質疑;二是疫情導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潛在產出增速放緩,資源競爭的特徵更加明顯;三是疫情期間的海量刺激政策或繼續加劇貧富分化,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矛盾頻頻顯現;四是疫情可能長期存在,客觀上降低了全球人流與物流效率,阻礙全球商業貿易活動。
事實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化趨勢就已經開始悄悄逆轉,當年次按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並為此後歐債危機和新興市場危機埋下種子。雖然此次危機期間,各國推出本世紀第一輪大規模刺激政策,但全球經濟潛在增速遲遲未能回到2008年危機前的水平。總需求長期乏力,導致企業投資不足、技術進步放緩。
與此同時,全球勞動力人口佔比在2014年前後迎來轉捩點,世界經濟進入博弈時代。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更提倡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優先」成為政治口號,加劇了「去全球化」。近年英國脫歐、美國「退群」、貿易戰、產業鏈回流等都是「去全球化」的縮影。
自新冠肺炎疫情去年爆發以來,全球經歷多輪反覆時期,由去年1月起,可分為「6個階段」。更重要的是,全球民眾已由去年1月認為,新冠病毒應在去年夏季消散,變成如今認為可能會長期存在,單是這樣,就扭轉了儲蓄習慣,會大大減低及後的經濟復甦步伐。
再者,目前病毒變異,增加了控制難度和疫苗失效的可能性,若是每年皆要打疫苗,相信打擊更大。另外,現時有研究顯示,病毒會傳染貓、兔、倉鼠等多種動物,然後再傳給人,增添了經濟復原的難度。
就在今年1月已有報道指出,90%免疫學專家認為,未來新冠肺炎將會成為地方性流行。
隨着疫情與防控措施常態化,推動了產業發展變遷。強制社交隔離令更多民眾開始接受及習慣網上方式,例如網上購物、教育和辦公等。
由實體搬至網上的料會形成趨勢,意味傳統百貨公司和寫字樓等,將面臨更為嚴峻的生存挑戰,投資者須多加注意。
由此可見,新冠疫情並非短期給經濟帶來一次過衝擊,由於疫情可能會長期存在,且對心理層面的影響更為持久,因此會導致一些行業資本開支減少、投資收縮、勞動力永久流失,相關行業的技術進步也可能陷入停滯,尤其傳統產業。不過,科技及醫療技術有望提高,料對經濟生產帶來部分正面影響,未來工種也會趨向該些行業傾斜。
由於放水太多,除了全球財政政策在疫後面臨債務約束問題外,貨幣政策空間也變得更加困頓。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地央行已大幅減息,直至今次疫情爆發還遠未回到2008年前水平。回顧聯儲局自1980年代加息抗通脹以來,雖然經歷了5輪減息與加息周期,但每輪加息高位都明顯低於上一輪,而且加息周期的時間也拉長,說明政策空間不斷變小。
可以預計的是,發達經濟體的常規貨幣政策空間恐難以應對新的危機,量化寬鬆和負利率等可能成為常態。
事實上,歐美等發達國實施天量財政擴張後,央行淪為「埋單」者,去年美國增發的4.55萬億美元國債中,52.1%由聯儲局直接或間接購買,最終可能導致國家財政紀律和貨幣政策獨立喪失、政府與主權貨幣信用面臨挑戰、高通脹重臨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