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重金「谷產」遇「疫」風

德國：子女未成年 每月資助2千元

歐元區「一哥」德國一直煩惱生育率低，在2016年出生嬰兒數量有反彈後就無以為繼，當年嬰兒數量達79.2萬名，到了2019年跌至77.8萬名，較2018年減少1%。

育嬰津貼年達686億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15至49歲適合生育的婦女人數於過去4年減少2%，以及每名婦女所生的子女數量下滑至僅1.54人，相比之下，非洲是4.4人、亞洲也有兩人。

此外，德國女性第一次當媽媽的平均年齡也逐漸提高，從2010年的28.8歲，升到2020年的30.1歲。

事實上，德國的育嬰津貼是借鏡北歐，為中斷工作而在家帶小孩的父母提供誘因，2007年實施以來廣受民眾歡迎，金額取決於收入高低，高薪者可領原本薪水的65%，低薪者可領100%，父母親加起來最多可連續領14個月，政府每年為此支出73億歐元（約686億港元）。

除了育嬰津貼外，德國還有育嬰假及兒童金。前者指的是父母在子女滿3歲前可向僱主申請留職停薪，在家照顧小孩；後者簡單來說就是生得愈多補貼就愈多，每養育一名子女每月可獲得219歐元（約2,058港元）的兒童金，一直領到子女18歲，德國政府2019年在此的支出總額高達388億歐元（約3,646億港元）。

可惜的是，上述措施效用不大，隨着疫情衝擊，出生數字再度受壓。

瑞典：憂慮職場前景 普遍延後「造人」

北歐國家因完善的福利制度及性別高度平等的社會氛圍，生育率在先進國家中排名不俗。其中，瑞典2018年的生育率有1.87，在歐盟國家中是僅次於法國的1.92。

從1930年代起，瑞典的生育率與經濟、家庭政策息息相關。在199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生育率顯著降低，隨着經濟景氣好轉，生育率逐年上升。

友善生育的福利政策與社會氣氛是瑞典生育率高的重要原因，例如孕婦在懷孕期間找工作不得受到歧視；懷孕期間若然因為病痛或不適而無法工作，也有相關的補助。

首次生育平均歲數提升

值得留意的是，在瑞典職場上，孕婦與請育嬰假的父母十分常見。懷孕期間的免費定期產檢，從身心兩方面照顧母嬰安全，讓每個家庭不論收入高低都能安心迎接嬰孩。產婦科分離，使過程更貼近婦女需求。

孩子出生後，另一個家長有10天有薪陪產假，之後雙親可共享480天的育嬰假，其中390天的津貼依照收入比例發放。瑞典法律規定，僱主不得拒絕員工請育嬰假，更有政策讓父母親在孩子滿一歲左右返回職場；在學後如遇孩子生病，也可以申請補助在家照顧。

據2019年統計，種種條件使得瑞典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70.4%，是社會重要的生產力。不過，近年在經濟無顯著惡化，而家庭政策亦沒有重大改變的情況下，瑞典的生育率仍然逐漸下降，首次生育婦女平均年齡也在提升。疫情後，當地人對經濟局勢的信心降低、對氣候變遷的未來感到悲觀，造成年輕人低薪及看不到職場前景，讓更多人選擇延後生育。

瑞典經濟學家呼籲必須正視近期生育率低迷的現象，以免走上社會福利體系崩潰之路。

南韓：首錄人口負增長 生育料再插

在亞洲國家之中，南韓面對的人口危機不亞於日本，其2018年總生育率跌破一，意指平均每名適齡女性生育子女數量不到一人，成為全球唯一生育率跌破此水平的國家。雖然政府近年屢次推出對應政策，但在年輕人就業困難及職場育兒環境不友善的狀況下，效果杯水車薪。值得留意的是，當地2020年人口較2019年減少2.08萬人，首次迎來人口負增長，主因是疫情來襲，加劇惡化速度，政府悲觀地估計，當地總生育率可能在2022年降至0.72。

再者，疫情使南韓2020年結婚人數減少，令央行認為對未來一段時間的生育率造成負面影響，且疫情對社會整體經濟及心理造成的不安感將延續，即使疫情解除，也不太可能像一般災難過後出現嬰兒潮。

女士較低薪 唔敢請假湊B

與其他國家一樣，南韓政府推出不少政策，預計2022年起，向育有0到1歲嬰兒的家庭提供每月30萬韓圜（約2,113港元）育兒補助，至2025年逐步上調至50萬韓圜（約3,522港元），並提供200萬韓圜（約1.4萬港元）生育補貼，及父母同時申請3個月育嬰假的每月300萬韓圜（約2.1萬港元）津貼。

不過，現實是殘酷的！即使可依法規定請育嬰假，實際上敢請且能成功的案例不多，主要礙於經濟考量。根據經合組織（OECD）2018年的報告，南韓女性薪金較男性少34.1%，兩性薪金差距遠高於OECD成員國平均的12.9%，在所有成員中排名最後。在這樣的狀況下，放下工作回歸家庭照顧小孩的一方通常是女性。

因此，就業問題是主要障礙，截至2020年11月，當地15至29歲年輕人就業率達42.4%，若年輕人請育嬰假或申請留職停薪，無疑是降低自己的競爭力，甚至可能直接丟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