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大學經濟學院四月十二日發布報告,一九七八年中國收入最高10%的居民,在社會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是27%,一五年上升到41%;收入最低50%的群體在社會收入總體中的比例,從七八年的27%下降到一五年的15%。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收入最高1%的頂尖群體在社會總收入中佔據的比例,由七八年的6%,增至一五年的約14%,且頂尖1%收入群體的分配的年增長率在七八至一五年間是全球最高的,達到8.6%,遠高於美國的4%和法國的1.4%。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堅尼系數由○四年的0.473,上升至○八年高位的0.491。中央深知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必然帶來社會不穩,於是自○六年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廢除農業稅、增加教育補貼、擴大農村地區的基建投資,藉此提升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居民收入和減低他們的生活負擔。
政策有助調低堅尼系數至一五年的0.462。然而,隨後一六及一七年再次上升至0.465及0.467。從內地堅尼系數遠高於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和以上各項數字反映,中國貧富差距問題依然嚴峻,甚至有惡化趨勢。
有學者認為內地貧富差距一直存在,但未見社會上有強烈不滿的情緒,筆者卻認為,當經濟放緩,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較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為慢的情況下,社會氣氛就可能會變得負面。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5年度報告」研究發現,自認為屬於社會「中上層」收入的受訪者當中,約60%對當地政府的表現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自認為屬於最底層級別的居民當中,這一數據只有48%,數據反映不滿情緒可能正在醞釀。
就一七年為例,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分別為9.1%和7.7%,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則為7.1%和7.5%,當收入差距進一步拉闊,不但可能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更會窒礙內需增長。
中央一直希望透過內需緩衝貿易戰帶來的影響,但不能單靠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增加消費,由於他們已滿足了一般的消費需求,他們的邊際支出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一般相當穩定,新增收入只會轉化為財富增長。
中央要更全面地拉動內需,必須要讓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加速,要收窄差距,先要拉近城鄉差距,縱然中央對農村的支援近年已有所增加,但城鄉收入比例在一七年仍保持在2.71的水平。中央不要單看居民人均收入和內地生產總值何時能再次翻一番,更要關注如何令收入分配得更為平均,要提升教育機會均等,避免隔代貧窮的惡性循環,為中低收入尤其是農村居民的下一代提升他們的競爭力,從而增加他們的收入和消費力。
同樣重要的是,東、中、西部的經濟差距依然顯著,一七年東部和中部的可支配收入比例為1.53,東部和西部更為1.66,內地區域發展向東面沿海地區傾斜的基本格局未有太大的改變。近年倡議的大灣區和長三角一體化等地區發展策略便是最好的說明,沿海地區的各種優勢較有利商業和服務業等發展,這是可理解的,但中央也要發揮中西部的比較優勢,加以政策配合,讓中西部的發展步伐提速,更平均地提升全國增收水平。
改革初期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是時候讓「更多人富起來」!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及經濟學教授
作者:鄺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