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任何仍在疑惑是否需要關注「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的人，答案：「是」。這場還在萌芽的運動不僅會在未來數周及數月繼續壯大，亦是全球爭取更大社會公義的一部分。
如同近期多宗由草根發動的和平示威事例──由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到以色列的大型遊行，「佔領華爾街」令不少人大感意外。在短短數周內，一個由不同個別人士自發組織的團體，竟能播下演變成全國運動的種子，其力量和訴求並以驚人速度增長。
可惜部分觀察家似乎正在重複埃及、以色列和突尼斯曾犯下的過錯──對於這個看似毫無組織的草根運動，採取過時的思維。
這些觀察家很快就把「佔領華爾街」置之不顧，原因是這個示威活動組織零碎，亦缺乏一張詳述其訴求的清單。他們質疑示威者的批評是老生常談，未來的解決方法仍乏善足陳，又指是次示威的結構無法駕馭現有政治形態。於是，他們得出其影響僅屬短暫及微不足道的結論。
有這樣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對「佔領華爾街」的結論卻很可能被推翻，因為它忽略了一個非同小可的現實：以和平方式推動社會公義的做法，可以把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組織、宗教和社會階層的人士團結起來。
若你質疑上述論點，那就去問問理解力緩慢又絀於反應、最終被平民力量推翻的阿拉伯政府。你亦可以問問近期被迫修訂政策立場，以圖平息全國示威怒火的以色列政府，僅僅在數個月前，以色列政府的政治雷達根本沒有把示威放在眼內。
與這些國家的事例相比，「佔領華爾街」可能相形見絀，但忽略當中三項重大相似之處的話，是既愚蠢又傲慢。
首先，一個體制被揭露運作過程中出現不公，甚至任由應負上責任的人和機構置身事外，自然會引發對更大社會公義的渴求。
在美國，這個體制容許巨大財富私有化，繼而把龐大虧損大眾化；容許打救銀行，任由它們故態復萌又只需承擔少許監管和法律後果；反觀在援助當災的受害人，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失業人士（當中大部分正變成長期失業、滑入貧窮境況，及失去安全網的保障）方面，卻顯得無能為力。結果，在當前的美國社會，得益者和沒有得益者之間出現顯而易見及持續擴大的鴻溝。
其二，只要我們的經濟增長繼續呆滯，失業率持續高企，以及在預算壓力下基本社會服務（如教育及醫療）開支進一步被削，「佔領華爾街」的支持者將不斷增加。其他內部和外部事件亦會扮演催化角色。
本土而言，選舉產生的代表似乎未能團結一致，適當地應對嚴峻的經濟和社會挑戰。持續（及愈益惹人生厭）的政治爭拗，導致共同目的、聯合目標，以及接受以共同承擔短期犧牲來換取長遠利益這三個必要條件難以達成。
國際而言，歐洲正在深化的債務危機令衝擊擴大，進一步打擊已經呆滯的美國經濟，若沒有更佳的政策加以應對，經濟勢瀕臨另一場衰退。考慮到我們已面對高失業率、巨額財赤，加上貼近零息導致政策欠缺彈性，若經濟滑落衰退之淵，將激發深刻的社會影響。
其三，社交媒介進步，克服了溝通和組織問題，這些問題正是以往同類示威很快就被撲熄的原因。
社交網站facebook和twitter大大助長了由關注不公平現象的群眾所發起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在「佔領華爾街」初期，這些社交網站彌補了缺乏領導架構、財政資源和在傳統媒介曝光方面的不足。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佔領華爾街」未來數周很可能升級，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擴大，將發展得更深和更廣，並在其他西方國家誘發同類示威。
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並非「佔領華爾街」會否變化，而是如何變化。按照國際經驗，有兩個變化可能：「佔領華爾街」將併湊成一份共同議程，協助定立撥亂反正的基礎；相反地，這場示威活動可能變得支離破碎，無法變化成可促成必要改革的有效媒體。
這正是傳媒和政客發揮之所，與其把「佔領華爾街」標籤為「吵鬧」，不如細心聆聽，從中找出美國作為一個關愛社會，以及建基於公平和機會的民主社會所面臨的挑戰訊號。
加深對「佔領華爾街」的了解並適當地參與其中是重要一步。通過建設性的合作，這次社會運動的力度和烈度可以─希望可以─結合其他力量，匯聚成具前瞻性的解困方案，因為美國正急切需要重拾經濟活力、創造更多職位，以及更好地落實對社會公平和平等機會的傳統承擔。
太平洋投資管理（PIMCO）首席執行官，被譽為「世界上最聰明投資者」之一，於○九年及一○年獲選為「全球100名頂尖思想家」，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東部門副主任。他與PIMCO創辦人──「債王」格羅斯在金融海嘯後有關經濟低增長「新常態」（New Normal）言論，最廣為人熟悉，出名著作有《When Markets Collide》。
埃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