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宏觀大圖景的視野來看，從歐洲、到日本、再到美國，甚至中國，正在經歷一次公共債務的危機，從歐洲邊緣國家如希臘的債務準違約和核心國家評級調整風險；到日本200%的債務比率和被下調評級；再到美國的債務上限爭論和隨後的評級下調，以及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問題，概莫能外。
它既是○八年大金融危機的後遺症，也是危機的第二階段——在這個時刻，危機的整個演化路徑也就日益變得清晰，危機的第一階段是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的崩潰，迅速去槓桿過程導致的突然死亡；危機之後本應該是虛擬財富消散（金融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產能消滅（企業破產、失業和「牛奶倒入河流」式去庫存）和資本修復的低潮階段。
各國政府力圖避免周期的痛苦，在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指導下，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大力救市，但總量刺激，特別是貨幣刺激對於全球化形成的失衡，以及根植於各經濟體內的多年積累的結構問題幫助有限。
於是危機兩年後，反危機時迅速擴張的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在放緩的經濟增長環境下不斷遭到各評級機構和市場的質疑，並被對沖基金所攻擊，這會使得它們在經濟增長和去債務槓桿之間更加難以尋找到結合點，進而不斷陷於評級下降和國內政治混亂的漩渦中難以自拔。
不同於三年前危機第一波的猛烈爆發，這一次危機第二波將以「慢性病」的形式緩慢釋放。發達經濟體去槓桿過程漫長且痛苦，各大經濟體都有自己的不幸根源，各自的轉型和再平衡也都各有各的難處。
其實本質上來看解決公私債務的方法無非是：1，違約破產；2，發新補舊；3，變賣資產（土地、私有化等）；4，通貨膨脹。各種嘗試都在或明或暗的展開中。
歐洲難在民族主義大過財政聯邦一體化理想；日本則受困於老化的社會結構和歷來的政治多變性，一個良好的重建機遇窗口可能因此被浪費掉，創記錄的公共債務和停滯的經濟增長繼續交相輝映。美國也難免在黨派政治角力導致行動遲緩，而且美國經濟的盲目勢頭，債多人不愁的優勢地位，以及鑄幣稅和通脹效應，寬鬆的貨幣比整固的財政更容易成為解決問題首選，但不幸的是由於美國是儲備國，美元一旦由於債務危機放棄定價標準，那麼危機的第三波——貨幣體系危機就接踵而至了，有理由擔心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將徹底被顛覆。
不管怎樣，2012看起來還真是個坎了，誰先崩潰？誰會笑到最後？毫無疑問，這一問題的答案無疑將塑造全球經濟未來演化的新格局。
我們認為外圍愈是愈恐慌循環，中國愈要冷靜布局，第一輪危機中得益最大的是誰，大家還記得嗎？好的，請牢記這一點！現在中國要做的是對內盡快做出轉型調整，對外盡快合縱連橫，盡快完成包括貨幣競爭和資源獲取方面的布局。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