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國務院以正式文件公布長三角發展的指導意見，首次確定了長三角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全國綜合實力最強地區，重要戰略地位和帶頭作用），並且提出加快在長三角裏，以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為主的現代服務業發展。上海在○八年已經連續四年為全球最大吞吐量的港口，同年亦取代香港成為全球第二大的集裝箱港口，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已經是既成事實。此所以在○八年九月，國務院明確地把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放在國際金融中心之前。
○九年三月把兩個中心的地位調換，顯示出中央政府認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高於國際航運中心。
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理論上可有多個，實際上即使有多個存在，也會有主次之分，只有一個最大，從國際金融發展趨勢來看，無論技術因素，市場因素，都是趨向高度集中。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劇烈，基本上屬零和遊戲，在發展與競爭的過程裏，政府或政治政策因素極其關鍵。在中國，或許可以有上海以外的北京、天津、廣州、重慶，乃至香港的金融中心，但國際金融中心在內地只能依靠政策規定，依賴政策資源的投入。
而在選擇上海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央政府的考慮變化主要出自去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新戰略部署。
國際金融重心轉移東亞
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地打擊美國及英國的金融及經濟體系，也殃及歐洲。中國受到的打擊可算最少，也因此在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金融重心會相對地從英美轉移至以中國為首的東亞地區（中國內地加上日韓台香港和俄羅斯，佔了全球外匯儲備的大半）。中國怎樣應對這樣轉移帶來的機會和挑戰，便成為中央政府從去年末季開始的最大戰略思考。初步的結論大致是中國還是以守為攻。人民幣區域化（貿易結算範圍擴大，並增添人民幣債券海外發售），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貨幣互換協議（初步形成中國在東亞地區的貨幣防守聯盟，以對抗來自歐美或跨國集團的金融投機衝擊），已在國際層面上削弱美國和美元的控制力。
在天津、香港與上海三者的選擇中，天津起步慢，而在去年「港股直通車」事件中表現並不慎重，沒有考慮天津對港資金流自由化以至對全國的影響和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當年「直通車」是由中央政治局所叫停，以天津來執行上述的金融戰略似乎風險頗大。而香港名義上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實際過度集中於股市和認股權證的衍生工具市場，且自回歸之後，國際化程度已大減；而且缺乏本地主體銀行，金融監管鬆懈，外資金融機構主宰市場，港元與人民幣的差別，增添了匯兌成本和匯率風險。香港可作為中國金融體系的第一道防線，可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風險極大，經營不易。由此而知只有上海才可勝任，也容易與中央的財金政策緊密協調配合。
中央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要求是與人民幣國際地位相呼應、不是急速自由化的金融中心，人民幣國際地位發展是按中國經濟增強擴大的步伐相配合，也即是依從以守為攻的戰略，不是金融先行和自由化先行。
香港淪為外資金融賭場
中央政府與上海的戰略部署在穩中求進取，符合在金融海嘯之後中國以守為攻的戰略。相比之下，香港草率粗疏地單方面發展金融，脫離實質經濟支持，且不懂金融風險、安全，疏於監管，把香港的金融中心弄成由外資主宰的金融賭場，不可同日而語，也顯示出中央政府捨香港取上海作為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明智。
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陳文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