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投「走出去」一路跌跌撞撞，未言成功，二百億美元資本金只三分之一「走出去」，三分之二押注於境內的金融機構，以保安全及保值。中投的冒現，是外匯儲備「爆倉」惹出來的事，為了紓緩外儲過多的壓力，除了中投以外，外匯局也有多重渠道投資海外，以致外儲一方面押重注於美債，另一方面也不惜染指高風險股票，整體評估外儲投資有蝕無賺，安全、流動、保值三大原則有如空談。
外儲過多的煩難，不只是投資難，或者投資失利交巨額學費的問題。外儲豐厚成為「燙手山芋」，在金融危機形勢下，雖然有鶴立雞群的優勢，但無疑也在國際間招人口舌、惹人提防，「走出去」阻滯就是因為外國的顧忌，而莫須有的貿易摩擦，同此一因素也不無牽連。況且因為財雄勢大，刺激了官員在「內功」未練好時，過分追求國際金融的主導權，變成各國眾矢之的或圖利所在。
作為對外儲過多的反思，當局曾有兩項共識：一是外儲投資宜多闢門路，實現多元化，包括儲備資源性商品；二是減緩外儲增長，如官方所說「不以追求貿盈為目的」。前一項是短線解眼前困擾；後一項是長遠解源頭之憂，說到底是資源均衡增長合理配置。但外間所見實際成效並不大，外儲投資多元化進展緩慢，而外儲增長勢頭又始終未止住。這從根本來說，同經濟轉型失策有關。
金融海嘯造成出口型經濟重傷，曾使內地決意向內需帶動轉型。如果實現向內需型經濟轉變，不但外儲順理成章由莽撞外闖改為服務國內需要，而且也可以根本改善貿盈失控。然而，目前所見內需型經濟講多做少，不是因為決策不到位，而是政府部門的利益不可割捨，致使轉型停留於口頭文章。
多年的對外開放，經濟走過一段較長的高增長期，國有企業得以崛起，國富浮現之後，經濟由「國退民進」逆轉為「國進民退」，社會出現了「國富民窮」的現象。像國家外儲豐厚，就是國家包攬外匯，未實行「藏匯於民」，不捨將其大量下放企業及民間，以致國家也承受起最大的外匯風險，淪於吃力不討好。這是政策選擇不當造成的。
金融海嘯之後，雖然觸及轉向內需型經濟的政策取向，但國家掌控的理念不棄，變為空談。中國拋出四萬億元的救市計劃，振興的目標放在鐵路、公路、地鐵，或者說擴大產能、疏導運輸。不但從效能看，側重強化了國有經濟，而且在效益上，非但擴內需作用偏弱，反而擴產能及供應得到強化，走向同政策目標相悖的方向。這樣救市實在事與願違。
回到解決結構失衡的現實，內地外儲的問題由結構失衡而起，卻用強化結構失衡的措施去對付，結果不難想像，局面只會愈搞愈糟。中國急於外爭主導權，但疏於內修功力，自身失衡解決不好，又怎去主導外部事務。當金融危機把世界搞到一團糟之際，並不見得中國外儲豐厚、財大氣粗，就是經濟強勁。美國這個金融強人、最大經濟體，淪落到今天深陷危機不自拔地步，就是對忽視自身失衡的報復，應當成為中國的鑑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