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人權、合法辦案是構建民主法治社會的重要因素，正如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說，如果這樣做會讓一些賊人跑掉，那就讓他們跑掉吧，總比大家都得像賊一樣躲在家裏瑟瑟發抖來得好。甘肅一名男子早年被控姦殺女友，先是判處死刑，後又改判無期，再後來說證據不足，要求發還重審，誰知從此再無下文，當局既不重新偵查案件，又不撤銷檢控，就這樣高高掛起，以致其背負殺人嫌疑犯身份至今已36年，身心倍受折磨，實在有違常理，法治公正更不知從何說起。
內地《刑事訴訟法》早有規定，所有刑事審判須遵循無罪推定原則，一切靠證據說話，有罪就是有罪，沒罪就是沒罪，證據不足或有疑點，則「疑罪從無」，該放人就放人，不能搞主觀臆斷，否則所有案件都靠司法機關想當然查處判罰，豈不亂了套？又如何體現法律的公平公正精神？此外，公檢法系統從多年前就已全面展開清理超期羈押行動，當中並對「疑罪從掛」所導致的相關問題作出不得拖延不決、遲遲不判的要求，強調此舉屬違法，本質上就是非法拘禁，可見不是沒有法例指引，而是有令不行，有人不肯遵從，明知故犯。
從眾多冤假錯案又可發現，「疑罪從掛」現象亦不在少數，或者說，這種操作本就屬部分冤假錯案的必然環節，像河南農民張玉璽冤案，當初雖找到真兇，張亦被取保候審，案件發還重審，然而一拖就是20幾年，「戴罪之身」令其大半輩子活得抬不起頭，影響與傷害不言而喻。再如江西贛州曾愛朋案，人也「保外」了，只是案件拖延至今30幾年仍未找到真兇，當地公安則聲稱一直也未停止偵辦案件，故其仍需繼續做「殺人嫌疑犯」，壓根兒不和你談疑罪從無。
之所以如此，肯定與司法機關某些私心雜念有關，譬如當初辦案水平有限，證據不足之下抓人判刑，進而形成騎虎難下之勢，惟有採取「拖字訣」；或是因當年的「命案必破」政策所致，一方面需要交差，一方面又需為自己留些迴旋餘地，得將案子長期掛着，包括一些死緩判決，亦被指出於此種考量。問題背後又反映出追責制度的欠缺，使得部分司法人員至今仍可有恃無恐地製造冤案，拒不糾正錯誤，以致當本案受害者想要申請國家賠償，卻遭到各種刁難拒絕，原因亦是出於此。
事實是，當局一邊高喊依法治國，一邊卻仍有人死抱着「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落後觀念，身為司法人員，居然不能夠依法辦案，從法律公正的角度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堪稱諷刺。疑罪從無的核心價值就是使無辜之人免受牢獄之災，當公民隨時都有面臨無端指控的可能，意味他們只能活於恐懼之中，又豈能算作「法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