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問題根由在香港，是社會與政治在回歸之後，無心建設香港，不理香港被外力利用為反共反中顛覆基地。更有個別人士和組織（特別是某些宗教團體）追求港獨自治，與內地隔絕，以至歸英歸美尋求殖民地體制的復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民生，和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都看不到香港社會與政治的積極進取意態，還是繼續殖民地時代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個人主義、唯利是圖心態。
實際只是幾十萬人的反修例示威，究竟有多少人真的從香港的整體利益、長遠發展出發？至於由暴動進至「攬炒」，更是以破壞為目的，害己害人，更有一些如「六四」事件的柴玲式人物，呼籲別人流血，自己卻想挾錢私逃。
回歸之前，香港還有獅子山精神的刻苦努力、同舟共濟，回歸後卻是自私自利、貪婪暴虐心態主宰着整個社會的文化。或許香港人是可以同艱難，不可以共富貴。前人努力建立的小康基礎，變成了爭暴利、互相攻伐的物質條件。
這樣的政府、政治，反映着這樣的社會、民眾，尤其可悲的是，動亂暴民中盡是大學生、中學生的所謂未來社會棟樑。
因此，香港的問題，不可能靠香港人自身解決。回歸前，香港社會是在英國殖民者的嚴密控制之下，容許怎樣發展便可發展，從沒逾越殖民地的底線。回歸後，中央政府矯枉過正地執行「一國兩制」，反映對香港人的信任，可惜理解不到港人的特性，信任變成放任，中了英國人設的陷阱，也讓外國勢力有機可乘，以致演變成去年的顏色革命，誘使眾多香港人和拿着外國護照、外國居留權的所謂港人參與。
由反國教、佔中，演變為反修例的顏色革命，整個過程裏特區政府、香港社會都無心無力抑制。若再放任下去，將會有另一場大的政治衝突來實現外國勢力追求的香港顏色革命，把香港轉變為反中的顛覆基地，形成香港與內地長期的對立、仇視。因此，中央不能不出手來挽救香港，對付外國勢力。《港區國安法》及相關的制度建設，是中央不再信任香港的社會與政治。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初期疫區在內地，香港嚴格防範，中央亦嚴厲防治，香港受到的影響有限。可是第二波、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威脅來自海外，香港堵截不力，由七月開始，社區感染擴散，似有失控之勢，香港的醫療體系與政府政策無力應付，卻又無心無策來防治，危機底下，又要中央出手。而下一步的經濟重建，相信又是等待中央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