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肺」疫情襲擊全國，並已蔓延美日韓泰澳諸國。湖北當局的拙劣應對舉措，遭到全民討伐。先是嚴重低估傳染病的嚴重性，在九省通衢的交通樞紐武漢未採取任何措施，放任病毒傳播；在國家已經發布疫情後，仍一度宣布發放幾十萬張旅遊券、舉辦萬人春節聚餐。以北京為例，二十一日新增了五例傳染病例，全部是之前到過武漢。假設湖北官方能夠早些提升預警，相信許多人會取消到武漢旅遊、出差的計劃。
尤其飽受詬病的是，就在本月初疫情已經相當嚴重之際，湖北官方不僅沒有及時準確公布消息，反而動用警力以傳播謠言之名抓捕八位曝光疫情的武漢市民。在輿情洶湧之際，官方又辯稱當時八位市民傳播的訊息不實，將冠狀病毒混同沙士，所以遭到調查。
普通市民不是專業機構，不能苛求他們發布嚴格準確的實驗室數據，然而生活在同一所城市之內，親眼所見、親身所感的醫院人滿為患、疫情傳染兇猛等直觀感受，並描述、表達給公眾，哪怕這種訊息有所偏差或者誇大，卻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卻被官方第一時間輕描淡寫地迅速定性為「謠言」。究竟是這種「謠言」的危害大？還是一味封鎖消息的破壞大呢？答案一目了然。但在那些官老爺眼中，維穩最重要，烏紗帽最重要，為此不惜賠上公眾的生命安全。
殷鑑不遠。二○○三年的沙士疫魔，讓中國人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也對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極大的殺傷。經過十幾年的時間，老百姓願意相信，政府會吸取沙士教訓，不會再重演悲劇。孰料，勉強重建起的脆弱信用，此次又被湖北武漢當局擊得粉碎。公眾又一次被收割「智商稅」，低估了官僚們的為政良知和管治能力。昏官的無能無知，再次刷新了底線。
近期美國電影《李察朱維爾：驚世疑案》正在內地及香港上映。主人公朱維爾在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作為保安員提前發現了炸彈，挽救了上百人的生命，卻反而被懷疑成嫌犯，遭到無休止的騷擾調查。他憤懣地質問FBI探員：你們每花費一分鐘調查我，就意味着浪費一分鐘去尋找真正的兇手；當下次再有保安員發現可疑包裹時，他是會像我這樣選擇馬上報警，還是會因為懼怕被當成嫌犯而默默走開？
同樣的道理，湖北官方為了抓捕八位「傳謠者」，動用的公安、宣傳、網信、衞生等方方面面的力量，何止八百人。在疫情緊張關頭，不去抓緊構建隔絕病毒傳播的「護城河」，卻高築阻斷消息傳播的「封鎖牆」。每動用一分力量去封鎖「謠言」，就少了一分力量去防控疫情。八名市民被控制的同時，病毒卻加速失控了。
公眾不僅沒有因此而「情緒穩定」，反而觸發了更大的反彈與混亂。新病毒總是非典型的，變異層出不窮；而官僚的應對辦法，卻是一如既往的典型作派，十幾年來都沒有進步。人民不禁要發問，等到下一次疫情出現時，公眾會做怎樣的選擇？政府還能奢求公眾的信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