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與現實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北京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解決香港回歸問題，對港人的諸多「疑慮、不信任」是早有理解的。因此，從中英談判到過渡期到回歸後相當一段時期，北京對港人因「疑慮、不信任」引發的諸多意見，只要真實合理，不觸犯國家主權、安全的底線，北京都是盡力接納。有些即使不怎麼合理甚至過分，北京為了香港好，也予以照顧。這樣做，北京認為對「人心回歸」有好處，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有好處，對中港大局有好處。
然而，凡事一分為二，北京的做法長期被反對派所利用，他們在多個「逢中必反」、「為反而反」的事項中，總是出盡花樣拿香港一些人對北京的「疑慮和不信任」說事，扭曲、抹黑、誇大、恐嚇、挑撥、誣衊，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煽惑反中反共情緒，只要這種情緒煽惑起來了，他們的反對「項目」就有很大機率被推倒。然後，他們就又可以繼續煽惑，聲稱只要鬥爭、只要爭取，製造足夠大的壓力，中共就不敢不讓步。今次修訂《逃犯條例》，他們又玩這一套。
他們煽惑說，內地是社會主義，沒有法治，司法形同虛設，暗無天日。香港人對此「充滿憂慮」和不信任，因此，與內地不能相互「交換逃犯」，否則，就是香港的人權、自由、法治不保。姑且不論他們的煽惑是否符合事實，就以《逃犯條例》本身而論，所謂「疑慮、不信任」是根本上不了法律枱面的，「交換逃犯」是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不同的司法制度在法律上互助的對等行為，所謂「疑慮、不信任」這種主觀意識根本不在事情範圍內，拿其說事實在貽笑大方。
而反對派中多的是「法律人士」，這個常識道理以及「交換逃犯」到底是怎麼回事、涉及甚麼方面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們偏偏要利用、誇大部分港人的「疑慮、不信任」心理，極盡挑撥之能事，這種伎倆對付朝廷，十幾、二十多年前可能管點兒用，如今必不靈矣。一是朝廷已看透了這套把戲，二是修訂《逃犯條例》問題上的所謂「疑慮、不信任」之情緒，市場很有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