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面對流感的來襲，全城都關注着香港公營醫院的「逼爆」問題。前線醫護人員每日疲於奔命，猶如在戰場上工作。有醫護團體更為此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關注人手不足的問題。事實上，造成今天的局面，有一定原因在於當年規劃的失誤，當局實在責無旁貸，必須改善原有的規劃方式。
記得回歸初期，醫科生曾出現過短暫供過於求的情況，不但部分學生沒有機會前往公立醫院實習，更有部分畢業生被迫「轉行」。於二○○一年，兩所大學一共培訓三百三十名醫生，但約有四十人在完成實習後不獲聘用。當年有報道指，有初級醫生因前景不明朗的關係，轉為從事與醫療相關的保險銷售顧問，亦有部分醫生選擇前往承認香港牌照的地區尋找機會。
加上，當年政府可能因財赤關係，就「快快手」地將醫科生名額裁撤，如是者維持十年的光景。事實上，香港當年的確出現醫護人手供過於求的情況，而該時期亦正值經濟下滑，政府削減醫科生數目可說是無可厚非。不過，問題的重點是，當人手取得平衡後，當局好像不懂得進行預測及推斷，變得甚麼事情都後知後覺。
試想想，人口老化不是橫空出現，十多年前應預計到醫護人員的需求將會持續上升。另外，醫護人員同樣不是可以瞬間增加，而是需要至少五年的培訓才能投入市場，故具前瞻性的規劃是相當重要。香港政府過往能獲得市民的信任，就是相信其政策的制訂是專業，亦同時可以兼顧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然而，今天看來，我們的衞生部門可能已成為一個力不從心的政策制訂者。
即將進入二○二○年代，因着大數據時代的來臨，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十多年前，智能電話尚未出現，但今天已成為大眾的必需品，而大數據相信在十多年後也有可能如此。環顧全球，尤其是在內地，在政策規劃上率先使用大數據，在方方面面的範疇都得到充分的估算。如果將此運用到醫療政策的預測上，或許未來能避免醫管局如今所面對的窘境。
的確，十多年前大數據尚未像今天般流行，在制訂政策上會面對不少限制，但在新時代來臨之際，香港政府又是否有充分的準備？我們在數年前，才開始使用電子病歷系統，現在醫護助理也不需像過往般，捧着沉重的病歷遷就病人的就診位置，使效率有所提高。不過，此類電子系統在許多地方已運作多年，只是香港相對落後而已。順帶一提，香港從計劃、研究、開發到立法實行電子病歷系統，前後足足花上差不多十年的時間。驟然覺得，速度不免有點過慢。
又例如罕見病的應對，香港相對其他已發展地區也黯然失色。今時今日，生物醫學的研究正朝着大數據方向前進，全球先進的研究中心都在比併資料庫的規模。大量的個案可以進行集體分析，繼而尋找具意義的發現。尤其是對於罕見病，案例本身不多，資料庫就變得相當重要。
不過，如果問一問香港政府，簡單如某種罕見病患者數目的問題，獲得的答覆會是沒有相關資料。試想想，不要說對症下藥或從事相關的研究，香港就連自己的統計數據也沒有，在政策中也好像「不承認」罕見病的存在。我們不是希望行政長官每次都要親自寫信到藥廠求助，而是希望當局能做好政策配套，在科技發展協助下，讓我們的社會能保持應有的先進性。
近年，大家都說創新，又經常指摘香港欠缺創新的精神，如果當局聽到的話，就應該釜底抽薪。所謂「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香港也不要因為上世紀的成功，就以為一切行之有效，墮入墨守成規的思維誤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