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治港一個大缺失就是治港人才嚴重不足，囿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不能從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港人以外吸納政府高管人才。大家都知道，當今世界各國領域、各個方面之競爭，最重要的是人才競爭，一個國家和地方的治理施政更是要靠人才決出高下。
回歸之前，港人中從來沒有真能「獨挑大任」治港理政的人才，有的只是英人決策和管治下的「項目」執行人。「實踐出真知」。那些再「精英」的港人，再被英夷刻意培養的港人，也從沒機會有治港理政的相關實踐；沒有實踐，他們哪有這方面的真知和本事？
然而，可悲的尚不止此，而是朝廷和港人都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朝廷那時出於「不自信」，沒有「前人經驗」，出於對「港人治港」頗為盲信，甚至很「敬畏」，生怕自己有甚麼「疑慮」會引起港人不悅，影響他們「治港」，而港人、特別是被英國人培養的「政治精英」，更加是飄飄然，以為自己就是天生的治港人才，根本用不着去學習和實踐，用不着了解香港的憲政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用不着了解內地在改革開放下的發展，他們在港英時代充當「項目執行人」的那點本事就能自動「升級」，成為能獨擔大任的決策者、管治者。
結果，二十餘年來香港管治愈搞愈亂，陷入困境；決策錯漏百出，執行虎頭蛇尾，香港社會全面滑坡，優勢喪失，完全跟不上形勢。董建華連任第二屆特首時，推出高官問責制，本欲在社會上廣納人才，衝破行政舊有的「人事體制」；然而，出師不利，首屆高官問責制班子就有三位局長因各種原因「問責」下台。曾蔭權之後三位特首的「治港」人事配置大多又回到港英時代，人才更不濟，連項目經理都幹不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