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二○一六年於《施政報告》提出「智友醫社同行計劃」，以「醫社合作」模式，透過長者地區中心提供認知障礙症的社區支援服務，當中包括對患者及照顧者的支援服務。此項目透過關愛基金進行，實屬杯水車薪，服務人數只有二千餘人，而且限制多多，年齡限制只是其一，長者中心的人手和設施配套，與平常於長者中心的使用者的配合問題等等，不一而足。
對照顧者方面的支援，政府雖有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受惠名額總數為六千個，分別為資助二千四百元及四千八百元，但收入限制的門檻比較嚴格，而且其中一項條件為，受照顧的長者須經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為身體機能有中度或嚴重缺損。可是，認知障礙症患者主要是認知能力下降，日漸失去判斷和自理等能力，但初發患者很多看起來都是沒有異樣的，身體機能上未必達到中度或嚴重缺損，所以很多早發性患者未能符合有關條件，無法領取津貼。
現時，六十歲前的早發性認知障礙症患者只可申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惟二○一八年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議中指，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普通個案輪候時間愈來愈長，原因是人口不斷增加，但資源卻維持不變。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有些照顧者只能靠微薄收入，為患者租住私人安老院內一個數千元的床位，居住和照顧水平都相當惡劣。
日前，就有一位女士帶着現年五十八歲、因腦部手術以致有認知障礙症的丈夫向我求助，這位先生看起來精神不錯，對答如流，但其實因認知能力的損失，他會迷路，會記不起剛剛發生的事，更有偶發性的失禁情況。由於政府現時的「智友醫社同行計劃」未能為這位早發的患者提供服務，照顧他的太太已經心力交瘁，不論是經濟上還是生活照顧上都感到非常無助和徬徨。
中大醫學院臨床心理學家黃沛霖博士曾經指出，超過百分之七十早發性認知障礙症患者照顧者有顯著的壓力，甚至比中風患者的照顧者的壓力要高出很多。其實有時照顧早發性患者比老年患者更加困難和壓力大，因為早發性患者身體機能和一般的活動能力未有損壞，較容易走失，而且有部分早發性患者不承認自己患病，怕被人標籤，錯過了醫治的良機，病情於短時間急劇惡化。照顧者要經常勸導患者接受治療，不但精神壓力大，更容易造成家庭成員之間的衝突。
英國和日本於早年就提出有關認知障礙症的全國性策略，主要目標包括：改善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斷症率；加強認知障礙症患者及照顧者獲得的醫療及社會服務；締造認知障礙友善社區，以及推動認知障礙症的研究。回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醫院管理局的資料，本港六十五歲以上人士患上認知障礙症佔同齡總人口的比率估計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而八十歲以上人士的患病比率則估計為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而有學術研究指出，估計到了二○三九年，六十歲及以上的人士當中，約有三十三萬人患有認知障礙症，遠高於現時的十餘萬人。
香港政府一直以來對有關問題的重視和認識程度不高，造成服務定位錯誤。首先，至今政府仍未有一個關於全港認知障礙症長者的人數普查及對未來患者人數作出一個科學估算，並據此制訂一套長遠的認知障礙症護理策略及服務方針。第二，認知障礙症的服務不應只是放在安老服務的範疇，因為早發患者的年齡根本不是長者。另外，認知障礙症患者更多需要的是復康和醫療服務，應從延緩病情和訓練患者作生活上的適應角度，真正改善他們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