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老百姓尤其是「八○後」常常自我解嘲道：「生的計劃，死的隨機。」所謂「生的計劃」，是在原來「只生一個孩子」的時代，每個家庭只有一個經過政府批准的生育指標，因而每個人都是計劃的產物。而「死的隨機」則是對司法腐敗冤案引發眾多意外死亡事件的控訴。
自改革開放後，計劃生育已執行了三十多年。全國自上而下建立了龐大的計生幹部隊伍，對生育進行嚴格管制。對超生家庭徵收高額罰款，原來叫作「計劃外生育費」，後來美其名曰「社會撫養費」。每年總額達數百億，結果不少被計生部門作為內部小金庫，究竟如何用作社會撫養，從來都是一筆糊塗帳。一些地方甚至每年制訂罰款目標，將計劃生育作為創收手段。而公務員、國企職工、公立醫院學校的醫生、教師等，若超生，就立刻丟飯碗。在基層，政府僱用閒散人員組成「計生小分隊」，暴力逼迫農民打胎流產，甚至釀成人命慘案。
不過，隨着人口紅利的衰減，老齡化社會趨勢的加劇，導致勞動力不足、養老壓力沉重等負面因素愈加突出。除了從延遲退休上打主意之外，鬆綁人口政策、尋求人口增量便成了首選。二○一一年，首先實施「雙獨二孩」，即夫妻雙方都為獨生子女，可以生二胎；一三年再放寬至「單獨二孩」，夫妻只要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即可；到了一五年，最終全面實行二孩政策，所有家庭均可生二胎。從明年起，大概會全面開放生育限制，即不僅可生二胎，還可以三胎、四胎。這也反映了政府的焦慮。
從一九八一年至二○○三年，國務院設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這一冷冰冰的字眼明確將控制人口數量置於首位。○三年改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標榜要重視人口素質。一三年再與衞生部合作並組建為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有關計生的職能萎縮。今年機構改革，新組建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沿用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字眼，最終從國務院部委序列中消失。
然而，預計中的生育高峰並沒有到來，一七年的出生率較之一六年反而下降。究其原因，沉重的生活壓力，已經讓年輕人失去了生孩子的欲望。中國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達百分之一百零七，已超過美國的水平，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等「三座大山」令草根階層「壓力山大」。房價居高不下，一線城市城區房價已經漲到了十萬一平米，「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成為流行而無奈的調侃。
面對老百姓不願生孩子的現實，一些官方的「磚家」開始密集拋出餿主意。《新華日報》刊發文章，建議強制繳納生育基金，如果不生二胎，就只能等到退休後才能取出，被網民揶揄為「單身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則進一步建議，不僅要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社會撫養稅。
這其實變相淪為另一種計劃生育，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原來按計劃只能生一個，多生就要罰款；如今則需要完成國家的新計劃生二胎，不能完成任務也要受罰。總之，其思維就是將國民工具化甚至牲畜化，是國家機器運轉中，聽憑擺弄的螺絲釘。果真如此，則中國人依然沒有自由生育的基本人權。
其實，要提高百姓的生育願望，路徑很清晰。對症下藥的良方就是通過增加財政投入、改善公共服務來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質，讓老百姓特別是年輕人能夠少了焦慮和負擔，解決後顧之憂，多些自我發展的空間。若只想着從老百姓身上擼羊毛，依靠行政強制的老辦法來推進，只會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