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社會分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兩級分化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就是一邊是財富的積累，另一邊是貧困的積累，社會分配嚴重不公。馬克思主張進行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通過這些手段和措施，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看來，馬克思是自由主義者，公平正義的分配，只有新自由主義者才具有這樣的價值取向和功能。不加強國家的社會分配功能，僅通過市場本身的分配功能，只會使資源和財富流向少數富人群體。處於社會底層的窮人，不但永遠處於貧窮狀態，而且貧窮還會代際傳承，即現在所說的窮二代、窮N代。
社會學意義的良好社會，是一個橄欖球形的社會，即富人和窮人少，中產階級多。社會學意義上的惡性社會，是一個啞鈴形的社會，即富人多，窮人多，中產階級少。富人多只是財富上的多，而非人數的多。窮人多則是財富少，人數多。由此而產生的窮人反社會力量，具有難以預測性和巨大的風險性。
物質富而精神不富，追求物質有精神，追求精神沒精神，是社會病態的表現。社會上人人都談錢、愛錢、追求錢，通過錢來追求女人、征服女人，並因此來炫富，展示生活質量，不但讓窮人失去結婚的機會，也會掀起窮男人與富男人爭女人的戰爭，何況中國的男光棍已經達到幾千萬。讓肉慾縱橫四海，只會讓整個社會虛脫。
追求社會學意義上的良好社會，不但要擴大中產階級的數量，而且要擴大中產階級的質量，既要讓中產階級具有穩定的職業和財富，也要有穩定的精神品質和理想追求。只有化解中產階級的焦慮，進而化解整個社會的焦慮，才能讓富人和中產階級有時間和精力去幫助那些處於社會底層人口，緩解窮人與富人、窮人與中產階級的對立情緒。
無論從哪個角度，窮人都是必須關注的對象。窮人的窮，大都不是因為本身造成的，而是社會造成的。在這方面，不但需要富人對窮人要有愛心，不那麼自私自利，也需要社會組織建設，通過慈善的方式救助他們。「貴人行為理應高尚」，中國多富人少貴人，要完成富人向貴人的轉化。
社會互信，要建立在仁愛的基礎上，沒有仁愛，就沒有社會互信，只有社會互害。沒有仁愛，就沒有社會良知，就失去了人之稱為人的做人底線。
在幫助窮人方面，國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國家的強大必須落實到窮人的強大，國家的尊嚴必須落實到窮人的尊嚴。大國崛起必須是窮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崛起，沒有窮人尊嚴和價值的崛起，表明國家的責任沒有履行到位，國家的義務沒有盡好。失學兒童的存在，窮人看不起病自殺身亡，中產階級經不起一場大病的折騰，都是國家的恥辱。
精準扶貧體現的就是國家的責任和義務。精準扶貧在實踐中扭曲變形，精準扶貧變成精準填表，精準扶貧變成精準扶富、精準扶官、精準扶親戚，都是地方權力被上級追求政績壓力下的結果，也是地方權力濫用的結果，更是制度規則法治建設沒有及時跟進的結果，制度也因此失去權威性、公正性、正當性和合法性。
國家、社會都需要關愛窮人，關愛窮人，就是關愛我們自己。社會有窮人不是國家和社會的恥辱，放棄對窮人的關愛才是國家和社會的恥辱。關愛窮人，到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愛出愛的時候了。人類社會共同體，離不開富人與窮人的共同共建，離不開國家的責任和義務，離不開良好的社會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