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九大上，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楊潔篪當選政治局委員，成為二○○二年錢其琛卸任後，十五年來第一位「入局」的外交高官。同時，生於一九五三年的外交部部長王毅，也在十九大連任中央委員。
本來，按照此次換屆的年齡劃線，生於五四年以前的正部級不再提名，除非將擔任更高級職務，則不受此限。王毅得以連任，說明他將在今年三月兩會晉升副國級領導人，就像同樣生於五三年的趙克志調任公安部部長、預定一個國務委員席位那樣。
多年來，外交系統只有一個領導人席位，錢其琛、唐家璇、戴秉國皆是如此，兼顧黨政兩個方面。如今，楊潔篪「入局」、王毅連任中委，這樣一來，將出現兩位外交領導人。如何安置，就牽扯外交體制改革。
一個釋放出強烈信號的是上月底舉行的二○一七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習近平接見全體使節並且發表講話。這次會議有三大看點不可忽視。其一，胡錦濤時代歷次使節會議，是由政治局常委們集體接見，胡與總理溫家寶均有講話，類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那種模式。蓋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皆是一國外交的代表，此乃國際通例。主席總理分別講話，理所應當。
然而今次會議，卻是習一人出席。外交是一國政府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和重要職權象徵，外交部是所有獨立國家政府的組成部門，但如今堂堂政府首腦竟然無緣參加使節會議，就不得不耐人尋味。
其二，習在講話中明確強調：「外交大權在黨中央，黨中央對外交工作實行集中統一領導。」這似乎就很好地解釋了前一點。固然，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也曾表態「外交等大權屬於中央」，但那是針對造反派要奪權而言的，其「中央」是相對於造反組織、地方等而言，並且周即是作為政治局常委兼總理，長期代表中央主管外交。這與現時的語境完全不同。「外交大權在黨中央」，言外之意，不在國務院，政府弗與也。黨管外交，就要統攬對政府、議會、社團等所有領域的外事工作。
其三，雖然使節會議沒有總理身影，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穆虹卻出席會議並在第一排就坐。聯想到深改辦的職能，外交體制改革已呼之欲出。而去年中央深改小組會議就曾一口氣通過關於加強黨對地方外事工作領導體制、駐外機構領導管理機制、對外工作隊伍建設、援外工作等四份涉「外」改革文件。四樑八柱，逐步搭建；頂層設計，水到渠成。
那麼，外交體制改革的方向如何？最具借鑑意義的是政法體制。在黨中央層面由政治局委員兼任政法委書記，政府系統由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同為副國級領導人，但主從明確。政法委除了領導國務院系統的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還兼管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軍委政法委，以及同樣屬黨中央系統的中央綜治辦、中央六一○辦（打擊邪教辦）。公安部等雖然屬於國務院組成部門，但實際上是黨中央直管。再如宣傳系統，國家廣電總局、新華社雖然名義上列入國務院序列，但實際工作中歸黨中央直屬機構。黨中央直接握緊「刀把子」、「筆桿子」。
以政法模式推測，未來楊潔篪以政治局委員兼任黨中央外交領導機構負責人，王毅在國務院系統擔任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則可理順關係。黨中央直接執掌外交大權，集中統一領導黨務系統的中央外事辦公室、中央對外聯絡部，國務院系統的外交部，全國人大、政協的外事委員會，以及作為民間外交「白手套」的對外友好協會等，新時代開啟新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