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之初，即外訪前往新加坡進行官方交流，參觀當地的公共服務學院及創新數碼服務實驗室。回港後，林鄭月娥隨即宣布，希望能於短期內成立類似新加坡的培訓機構，着手提升公營部門內行政人員的整體水平。這個方向無疑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但最終能否將其實現，還真看現屆政府的魄力。
殖民時代末期，港督彭定康經常高度讚揚香港公務員的質素，大講「香港有世上最優秀公務員隊伍」之類的話。的確，對於擔任過英國保守黨要職的彭定康來說，需要長期接觸其國內的公務系統，兩地的行政效率在相較之下，應是香港有着顯著的優勝。同時，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言，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四小龍」，各自均存在東亞民族刻苦耐勞的精神，是有助我們公務員發展成世界知名團隊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回歸後的一段時間，香港的公務員又好像失去頭上部分光環。記得一九九八年，香港赤鱲角新機場落成啟用，但首幾周卻出現嚴重混亂情況，影響數以萬計旅客及貨物的進出。事後報告直指，「機場策劃發展委員會」管理層領導有失當，部門之間缺乏協調，相關的決策者應負上重大責任。還記得二○○三年的「非典」疫潮，導致近三百名市民逝世，相關的專責委員會批評，當局於疫症初期無作出合適的應對措施，從而造成隨後的大規模爆發。
撇除重大失誤外，現時某些部門的效率總是令人氣餒。作為區議員，經常需要向不同部門反映市民的意見，以改善各種各樣的市政民生問題。有些部門的表現是值得肯定，反應迅速之餘亦能解決問題；但有些則表現未合乎理想，需要多番催促才能完成相關事項。究其原因，與公務員培訓的多寡不無關係。
現時，一般乃至高級的公務員於入職時只有簡單的訓練，難以將重要的行政觀念加以灌輸。在「速食文化」下，餘下學習的工作就需於履新後在其職位上「邊學邊做」，以部門長輩帶領後輩維持運作水平。另外，一些高層的公務員可以轉換崗位，在不同部門中擴闊眼界；但對中低層的同事來說，若不是自行辭職或退休，就是多年在同一位置上擔任同一崗位，可能因而使其思想變得僵化。顯然，此種模式是不太理想。
相反，新加坡的公共服務學院能為不同種類及層級的公務員提供培訓項目，使其在工作中更容易學以致用，從而提升公共服務質素。此外，新加坡有着「以人為本」的原則，重視每名員工的貢獻。不論高級或初級的公務人員，都能獲得多方面工作體驗，使到各職員更了解不同崗位的特性，達到提升部門之間協調的效果。
不得不提的是，新加坡政府一直與時並進，跟國民溝通的方式早已擴展至網絡社交平台，並以人性化方式回應大眾訴求。加之當地「電子政府」相當發達，國民可足不出戶地處理各類公共服務，為發展更智能的城市作出準備。反之，港府猶如對科技存有恐懼，不是每個部門均開設社交帳戶；即便是有，與市民互動的作用可謂相當不足。再看一些部門的網頁，已是十多年前的版面，用起來實是有點不便。更為人詬病的是部分部門的流動應用程式，下載率偏低之餘而造價相對高昂。凡此種種，均顯示香港公共服務有着正被潮流所拋棄的徵兆，不得不對此加以警惕。
幸然，新一屆政府提出設立公務員學院，方向無疑是對的，但「羅馬非一天建成」，許多具體細節還需摸索，亦相信至少要三至五年後才能上軌道。但願屆時當局仍有現時的魄力，能夠實實在在地對計劃加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