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麗等四名立法會議員被法庭撤銷其議員資格。他們當初是故意挑戰法制，以為香港的法制在佔中、旺角動亂後可以隨他們的意願而任意扭曲。在人大常委就宣誓作解釋後，特區政府再不敢縱容違法行為。挑戰法制的結果便是被法律制裁，今次裁決便變成必然。
這樣的必然，在上訴失敗之後，便變成普通法中的先例，香港政治便扭轉過往幾年有法不依、有法不執的荒謬局面。核心的意義不限於立法會議員的行為，而包括整個政治範疇。這是真正的撥亂反正，也便帶上改善風氣的傾向。
假若建制派議員懂得利用時機，趁立法會分組點票有多數優勢而修改議事程序，在制度上縮減無理拉布的空間，更可重建立法會的秩序，把立法會作為香港政府施政的阻礙這個老大難問題，一下消解，影響更為深遠。
立法會議席出缺的補選，便不是比例代表制形式，變成直接競爭，激進派別便不能借少數選民支持而當選。選舉政治便回復到向中間立場靠攏的傾向，溫和因素便壓倒極端因素，補選便變成建制與泛民之爭。建制政黨大有可能在五席直選議席中奪取兩席、鞏固其在立法會的多數票。從這一系列的制度、文化和選舉的變化，今屆立法會與今屆行政部門的紛爭和衝突便可減少，有利香港執行中央領導人要求的從政治爭拗轉為經濟民生為重的施政。
較少衝突的新政治環境，應是政府與各政黨齊心合力發展香港，糾正過往積累失誤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