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學文憑試（DSE）今天放榜，相信各位莘莘學子都各有感受。成績理想的固然值得鼓舞，但若然稍有遜色，亦不必過分難過，辦法總比問題多。然而，在翻查過去一些數據後，發現原來香港每年只有約一萬五千多個由政府資助的「八大」本科學位，僅約一成八的應屆考生能被成功錄取，數量的確算是稀少。今天適逢放榜之日，也藉此談談香港的大學學位問題。
曾有內地朋友跟我說，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需要眾多高水平的人力資源支撐發展，能上大學的人口比例應是很高。該名朋友有此種錯覺，皆因內地入學比率是較香港為高，一般省市的本科錄取達到三至四成，而有些擁有較多院校的地方，如北京市等，甚至可達到七成。事實上，內地情況亦不是個別的例子，環觀全球已發展的經濟體，香港的數字的確是偏低。台灣循高考途徑入學的比率達到八成，歐盟國家一般也達到五成；甚至以實行精英制聞名的新加坡，其入學率也達到兩成五。就此，我們是否應該思考，現時香港的大學學位是否真的有所缺乏？
事實上，社會上存在許多關於應否讓更多人入讀大學的論調，有人指出，為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和地位得以保持，是應該讓大學的入學比率有所提高。但亦有人提出「大學無用論」，認為應讓學術成績不太好的青年及早投身職場，以釋放更多勞動資源。有人甚至指出，當今很多名人，如微軟、臉書的創辦人蓋茨、朱克伯格等，皆沒有大學學位，但仍可擁有驕人的成就，足見上大學不算甚麼必須的經歷。
其實，假如真的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有一定的同理心。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其著作《家是香港》系列中提過，他與友人聚餐，席間說到當年政府大開副學士學額，有人指不需為成績不好的同學張羅準備，倒不如讓其直接在社會中有所鍛煉，反而對其成長可能大有裨益。不過，梁的看法卻截然不同，指若然升不到大學的是自己子女，相信作為父母的也會盡己所能幫助子女尋找升學出路。有能力的家庭會將子女送到國外攻讀本科，財政不太寬裕的也希望子女能多讀一、兩年書，讓其心智再有所成熟才決定出路。不錯，此乃香港典型的社會現象，也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地方。
香港一直不增加大學學位的緣故，除了基於公共財政有限的原因外，還希望保持各間大學的水平。於數十年前，香港採用精英主義的模式，只有一至兩所大學供本地學生升學，後來才逐步增加至今天所謂的「八大」體制。人數少可優中擇優，方便水平上與國際接軌，獲得外地認可。過去歷史有其現實需要，可說是無可厚非。同樣地，過去的會考制度先淘汰七成的學生，再在高考篩選餘下的一半，弄得香港的「A-Level」被稱為「全球最難考的大學入學試」，為的也是希望當年的考試制度能在國際間獲得認可，使成績可在英聯邦國家中的「A-Level」互相轉讓。不過，俱往矣，過往香港實行多年的會考及高考制度，已蛻變為現時的文憑試，而今天在外地也應沒有人會質疑香港的大學水平，那學位的供應量又是否應該與時並進呢？實際上，許多歷史問題真的已成過去，但硬梆梆的制度仍是一成不變，不免真的令人感到有所落伍。
古語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所謂「大學」，則是「成為大人之學」，故每個成年人皆應對其有所探究。近日，新一屆政府宣布每年可資助自資院校學生三萬港元，以供讀相關的學士課程。不過，措施只是政策的一個起步，長遠來說還需適量增加本地學額，以讓我們的知識型社會得以持續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