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國兩制框架和《基本法》的規定下，中央管治意圖和權力在香港的落實必須通過香港特首和管治班子及本地制度層──行政、立法、司法體系的運作。比較而言，中央掌控特首和管治班子相對容易。掌控行政、立法、司法體系，掌控整個公務員隊伍、立法會議員之組成，掌控全體司法人員很難。這些形成了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層阻隔，且在香港有相當深厚、強大的社會基礎，有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觀」的意識形態支撐。
就拿立法體系來說，每四年一選舉的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總能佔三分之一以上議席，總有六成左右的選票。他們的存在令香江府衙和特首的「依法施政」，包括實現中央的某些管治意圖受阻重重甚至半癱瘓。反對派的行為出於明顯的政治攪局、意識形態抗爭和對中央管治意圖的不滿。為此，他們不惜損害香港社會的正常管治和運作。
在他們看來，香江特首和管治班子都是中央管治意圖的產物和工具。他們不能「阻止」中央欽點任命，那就要利用立法會的「制衡權」讓特首和管治班子甚麼事都做不成。他們已經不是「為反對派而反對」，不僅僅在議事堂內狂批亂罵一通就了事，而是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議事規例」使出各種手段讓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無法通過決議。他們學足了這些年美國和西方議會中盛行的「否決政治」──為否決而否決，要讓政府和他們反對的目標人物做不成事，盡顯其無能，逼其下台。
他們試圖通過這種「否決政治」、「癱瘓施政」的反覆折騰，逼中央交出掌控特首和管治班子的權力，用他們設計的「真普選」取代，打掉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最主要的支柱。這根支柱一斷，中央全面管治權就完全失去了抓手和最大着力點，一國兩制遂被否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