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適逢世界及中國經濟大轉變的階段，政治過渡本應受到衝擊，但回歸時平安過渡，回歸初期各方面平穩，雖遭遇金融危機和沙士瘟疫，但還是安然無恙，反映香港底子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與政治得力。不埋首本地，只要放眼世界，香港在回歸後還是有所發展。相對於台灣、泰國，香港並沒有被政治沖垮經濟；相對於日本與新加坡，香港的經濟發展與增長還是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結構性矛盾惡化，主要是金融化、房地產化走過了頭，擠壓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回歸初期，金融化與房地產化抵消了部分製造業空洞化帶來的痛楚，可是不斷加大金融與房地產的發展（這主要是曾蔭權和他背後既得利益勢力的推動），結果便導致近幾年社會經濟矛盾變尖銳。不過，在中國大發展的外溢因素扶助下，香港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差不到哪裏去，出問題只是有法不依，縱容港獨反叛；有錢不用，加深矛盾。
政治方針定下之後，中央政府不再猶豫，特區政府也不敢縱容。香港不用再在和諧與否的偽命題上糾纏，中央明令要在經濟與民生上下重工夫。撇除了政治干擾，新一屆特區政府應可全心全力在經濟與民生上努力，但政策要對症下藥，便不能把民生與經濟對立起來，也不能胡亂派錢，不作方向、戰略、策略、步驟的認真研究、考慮與推行。
香港不是孤懸世界，而是與世界和中國內地緊密連接。大勢轉變，香港的經濟民生政策只能與之適應，不能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