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官制和香港官制是兩個系統，全無隸屬關係，香港公務員非朝廷命官。因此，朝廷若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並無組織通道，只能透過行政長官和管治班子高官「影響」香江府衙大小臣工。而英夷文官體制的香港公務員乃「政治中立」，講究「公事公辦」，故能以「專業主義精神」與中央的管治意圖「相安無事」也。
回歸前，為了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朝廷「高度評價」香港公務員隊伍。回歸後，朝廷依然十分倚重公務員，對其高官還很客氣。
那時候，香港「公務員之首」乃英夷培養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她是「首位華人布政司」，率領整個公務員管治班子「直通」特區政府，當年的形勢和權力架構，陳方安生輕而易舉把特首董建華完全架空。中央對香港的工作方針、管治意圖根本無法透過行政長官實現，特首被架空就是中央被架空。
五年後，董建華連任特首時推出「高官問責制」，管治班子從制度和人事上都脫離了公務員體系，不再具有公務員身份，和特首任期相同。這樣的轉變令行政長官不再被公務員及體制架空，管治班子的組成由中央和特首直接話事，向全社會開放人才選拔，這樣的機制轉變，為中央管治權延伸香江府衙創造了條件。
不過，「舊制度」的韌性反彈是很頑強的，何況英夷「光榮撤退」前在香港管治問題上做了廣泛和縱深的部署，「高官問責制」搞來搞去，不但管治班子的多數人事仍由公務員政務高官經「旋轉門」而來，連行政長官也由前公務員高官出任。
如此這般，中央管治權對香港官場目前大概只能止於不斷強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