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要求大學教授們填上工時分配資料。或許教資會的成員都是會計或審計出身，要嚴格地衡量每一塊公帑支出的使用情況，但這種政策卻暴露出教資會的官僚性質，不知道也不重視教育的特性。
教育是知識的創造與傳授，不是職業訓練的技能教授。教育是對人做工夫，不是程式化標準化地把規定的教時教完、考試合格便頒發證書了事。教育是教，是把知識轉化為學問使學生體會、吸收，變成他們的知識與學問，是以人為本的過程。於是，對教授、教師而言，知識轉化為學問，需要時間發酵，需要不停更新，而在教學當中，要考慮不同學生的情況，循循善誘和以言行作為典範，此所以國際上的名校，如牛津、劍橋等，都是強調師生交流，着重導修課與導師制。可惜香港近年大學體制改革與文化轉變，卻是愈來愈趨向於生產線的教育方式，取消導修導師，減少論文，大班教學，教完便考試，考試便定成績，分數不好可以加分。
大學教育變成支離破碎，教授們只寫英美期刊的論文，不理質量與影響，也不管大學科研成果是閉門造車，抑或可以商業化，擴散於社會，形成社會經濟效果。結果是論文多了，專利權多了，香港社會經濟的科研水平卻掉下來，教授們變得功利地計算怎樣才有足夠成果升教授，當系主任、院長、校長。教好書、做好學問便不是大學對教授們的要求。教書要準備，研究要思考，怎樣可用工時分配制來規限和標準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