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香港回歸、政權交接、整個社會體制過渡，實乃一個動態有變的過程，也即因為英國人早有安排，方方面面布下不少地雷和「暗度陳倉」，且有許多「偷步」之舉，而香港《基本法》也有九七後順延這些「安排」的規定，例如關於政改、雙普選就是要「接着」中英兩國談好的目標發展。於是九七回歸時的香港要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並非已經「成型」、「固化」，而是只有大框架、大方向已定，很多「部件」、「細節」還沒畫出來，要在摸索和實踐中「補畫」。畫成甚麼樣子，各種意見都覺得大有空間和餘地，都在爭取自己的「理想藍圖」，於是爭拗不絕。
當年北京諮詢和制訂《基本法》時預計到了這種情況，鄧老爺子指示「宜粗不宜細」，就是留有空間餘地。那時還沒有「一國兩制」的社會實踐，具體畫面無法描述，不能憑主觀想像辦事，要遵循毛皇帝教導「實踐出真知」，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不過，「一國兩制」是一個政治安排，中央早已定好了一些不可穿越的政治原則，「一國兩制」的實踐無論怎樣都不能穿越這些基本原則，否則「一國兩制」實踐的結果就是把「一國兩制」毀掉，這是中央絕不允許的。
然而，一些香港人看不到此，他們只看到「一國兩制」是一個大框架、大空間，有許多部件、細節還沒有畫好。他們看到了「一國兩制」這張大藍圖，要在中港共同努力下經過實踐磨合把它繪出，但是他們出自某種「固有價值觀念」和對中國的認知，看不到中央對一些基本原則不可動搖的堅持，看不到這些原則一旦有失，「一國兩制」將不復存在。
對此，朝廷有過苦口婆心，有過循循善誘，有過曉之以利，有過金剛怒目，有過適當敲打……然回歸二十年實踐所繪之圖仍雜色紛呈、亂條飛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