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山東聊城的刺殺辱母者案成為最熱的話題，此案的熱議，既是最近江西贛州老農明經國打死拆房的鄉官事件的延續，也是去年雷洋事件後民意的發酵噴湧。除了案情、法律，此案還涉及人人沒法迴避的倫理問題，及中國的政經亂象。
根據公布的一審判決書，案情不複雜。十一人的討債團夥長時間控制于歡母子，百般辱罵、毆打，特別是用兒子的鞋捂母親的嘴、將煙灰彈入母親胸口。最過分的是其中一人露出下體，有沒有和母親臉部接觸，說法不一，但當着被強摁住的兒子的面，對母親的這種非人侮辱，事實存在。
當外邊的人報了警，警察來了後調解說：「要帳可以，但不要打人。」隨後有說警察離開，有說警察在外邊繼續調查，但事實是警察此後不在現場。此前遭受了奇恥大辱並被控制的于歡，原以為警察來後能解困，在絕望之下，對圍堵推搡的討債者揮刀亂刺，刺中四人，其中施暴最厲害的一人自行就醫，因失血過多死亡。
法院以故意傷害罪，考慮到死者也有過錯，一審判處于歡無期徒刑。應該說判決多少有點自相矛盾。死者討要利息遠遠高出法律保護的高利貸不說，單說限制自由，就有非法拘禁和強制猥褻婦女的犯罪嫌疑。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規定為了保護本人和他人的人身、財產不受傷害的行動，屬於正當防衞。而且于歡在警察不作為的前提下反抗，針對的只是那些直接對他們母子施暴、侮辱的人進行正當防衞，頂多是防衞過當，怎麼能如此重判呢？
中國的正當防衞法律上有，但現實中很少認定，更多聽說的是警察依法擊斃，很少聽說有誰依法正當防衞。法律上對正當防衞抽象肯定，執行中又具體否定，打擊公民用正當防衞的方式，同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行為作鬥爭的積極性，是中國刑法和刑訴法適用中的一大痼疾。
為甚麼會這樣呢？從小處來說，如果司法實踐中具體肯定正當防衞，那麼類似江西明經國打死拆自家房的鄉官，及更多反抗強拆行動、對非法拘禁上訪者的反抗，都有合法性，那還怎麼「拆出一個新中國」，刺激經濟增長，維護政治穩定？體制不敢開一個反抗有理的先例。漠視公民權利者，永遠不會支持正當防衞，因為那樣他們會先被反抗。
此案在法律之外，由於涉及到倫理，爭議和影響更大。侮辱、威脅自己的母親，兒子該不該反抗？許多文章指出了國外、中國古代為了保護親人，反抗、復仇的判例和事件，強調這種合乎倫理的抗爭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就連一貫強調政治穩定的官媒《人民日報》也發文「辱母殺人案：法律如何回應倫理困局」，質問判決的合理性。網友更推而廣之，不能保護親生母親，卻天天號召保衞祖國母親。一遇上甚麼不平事，不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就是竟無一人是男兒。
拋開法律和案情，此事又繞不開中國的政治經濟亂象。因欠高利貸被黑社會人員限制人身自由，危害人身和人格尊嚴，于歡奮起反抗，表面是雙方糾紛，頂多是警察瀆職，但深層是政府限制民營企業通過正常渠道借貸，導致地下錢莊猖獗。對於高利貸引發的黑社會犯罪行為，政府聽之任之、熟視無睹。人民不得已自救，又從重懲罰，助長黑惡勢力。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瞎管，在整件事的因果鏈條中，看不出政府做對了甚麼。
幸好在輿論壓力下，山東公安、法院以及最高檢都表態重新調查。希望就這一是非情理清楚的個案給公眾一個交代，而不是像雷洋案般限制輿論，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