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長壽人口的地區。現時本港超過六十五歲的長者總數約一百一十七萬人，佔總人口一成六。按現有數據推算，到二○四一年，每三名香港市民便有一名超過六十五歲長者，長者服務需求相當迫切。近日，我隨安老事務委員會前往東京考察，發現日本老年化帶來的安老醫療需求高峰期已在十多年前開始呈現。然而，日本至今仍未有效解決問題，不禁令我對本港的安老服務及支援感到擔憂。
現時超過六十五歲的日本人佔日本總人口兩成六，預計於二○六○年更會佔總人口四成。面對如此嚴重的老年化問題，日本早於三十多年前便用上大量時間凝聚社會共識，最終在二○○○年引入「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此保險制度配合日本強制醫保制度及社保供款，以擴大社區照顧服務，改革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規管及經濟支援，務使安老服務達至個人化及具靈活性。此保險制度主要是將每個小區的長者按身體情況分為護理五個等級，首兩個護理等級適合進行居家安老，保險金則可用於租用醫療護理儀器或選購特定的家居服務。至於最高的三個護理級別，則屬需要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當中的九成支出可從該長期護理保險金開銷。日本雖有一套較完善的安老政策，但仍未能將所有問題妥善地處理，反因人口老化的速度持續加速，使情況漸趨嚴重。
是次考察讓我認識到日本安老問題的同時，亦刺激着我對香港安老政策的幾點思考。第一，香港有着與日本類似的問題，同樣作為全球最長壽的地區，人口亦面對急速的老化，而日本政府早於三十多年前已開展政策諮詢，但現仍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反觀香港，安老政策討論仍停留在初步階段，社會多方立場尚未有共識，面對即將來臨的退休潮及老年化高峰期，香港究竟何去何從真的尚不可知。
第二，日本的稅基和稅率均比香港為闊為高，但日本政府仍需推行由國民集體供款的社保，以減輕當局的財政負擔。今天的香港，保持着低稅率的財政制度，市民只需就強積金供款，安老醫療主要靠自己的積蓄或已購買的保險單。未來公共醫療融資及全民退保的發展方向，亦真的需要社會盡快凝聚共識。
第三，與日本的私營護老院相比，香港監管制度確實需要優化，亦不能再容忍有從業員作出嚴重違規行為。在現有公營安老院舍有限的情況下，「錢跟人走」措施實是無可厚非，故當局必須做好監察之餘，亦需鼓勵更多人士從事護理行業。不過，日本在招攬及培訓上過往曾投放大量資源，但現今仍遇人手流失問題，香港在這方面更是相當滯後，看來仍需尋求新的方案解決未來的人手不足。香港政府可考慮協助推動研發針對長者醫療及居家安老的科技產業，盡量減少對護理長者的人手需求。
最後，不得不提民間所提出的「不論貧富全民退休保障」，指政府日後向每名長者，不論貧富，均每月派發三千多元。事實上，如果每人只需三千多元即能解決所有安老問題，我必然對不論貧富全民退保表示支持；但實情是，安老所需的支出實比想像中為多，醫療及療養皆不在其數。「全民」皆享相同福利，只會將資源進一步分散，未能將公帑用在最需要的群體上，最終會使政策未能達到最優化的成效。
我在此拋出幾個問題皆是事實的陳述，心中暫未有固定立場。今次的考察，至少讓我體會到日本人口問題的嚴峻程度，也意識到香港的情況不遑多讓。就此，我希望社會各界能繼續保持開放的渠道，盡快對安老政策、服務及支援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