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內地新聞很熱鬧，歌手張靚穎的母親「手撕女婿」，填補了「傻根」王寶強婚變風波之後造成的談資空白，滿足了公眾茶餘飯後的「磨牙」需求；而南韓三星Note7手機爆炸事件，則攪動了一連串的輿論漩渦和公關博弈。然而，最受關注的，無疑當屬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同日出台的網約車新規，而後不少城市跟風而動。因為這一規定，直接關乎億萬居民的日常生活。
隨着互聯網的勃興，近幾年內地網約車市場異軍突起。不少人已經習慣用手機叫車，而不是站在馬路邊攔的士。網約車一對一服務精準，最大限度地實現司機和乘客的雙向資源利用，且因為綁定了手機和帳戶訊息，亦便於消費者對價格和服務質量進行監督。這對傳統的出租車行業造成極大衝擊。
今次四大城市的網約車新規被冠以「奇葩」，皆因內中諸多條文對網約車做了種種嚴苛限制，對司機戶籍、駕齡，車輛的排量、車型、車齡等等，都有極其嚴格的規定。譬如北京規定，網約車司機只能是本地戶籍，車輛需是五座以下小客車，排氣量不小於2.0L或者1.8T，車輛軸距不小於二千七百毫米。新規一出，物議沸騰，因為按照新規，大多數網約車司機將會失業，不少汽車將被淘汰；由於門檻提高，網約車價格將提高近一倍，以致網民調侃「約車難於約炮（指一夜情）」。
當然，官方有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諸如為了紓解交通擁堵、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乘客安全等等，無非老調重彈。
明眼人有目共睹，網約車令小汽車更為集約有效地得到使用，恰恰有助於治堵；對網約車排量的限制，與環保低碳則背道而馳。真正原因不外乎新興的網約車令租車市場重新洗牌，動了傳統出租車的固有利益，而長期由國有企業控制的出租車市場與政府又有着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也因此，網約車新規遭到了輿論幾乎眾口一詞的抨擊。譬如，網約車限制司機必須是本地戶籍。眾所周知，內地一線城市的服務業領域如速遞、餐飲、環衞等，都以外地人員為主，蓋因本地市民不屑於髒活累活。沒有這些外地人，大城市可能瞬間變成髒城、死城，網約車行業誕生以來，司機也以外地人佔大多數。今次的新規將他們拒諸門外，直接斷送許多人的城市夢。這幾年來，中國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社會流動凝滯，整個社會階層結構板結。在這擁有世界最多富豪的國度，還有許多人生活在赤貧狀態。
在北京開網約車，本已是底層外地青年拚搏城市夢的有限途徑之一，儘管按照現在的薪資水平，他們可能要不吃不喝一百年才能在北京買一套房子。而加以戶籍門檻的限制條款，無疑是為了給本地居民爭奪更多就業機會，但與整體戶籍改革背道而馳，更直接隔斷了社會上升的通道。
其實，網約車新政只是一個縮影，就像當年安徽小崗村的農民私下搞包產到戶一樣，本是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正常的自發需求，但在當年卻是冒着殺頭危險的，因為違反政府劃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網約車本是互聯網技術催生的正常服務，而且極大便利了老百姓，也催谷了新業態模式。但政府就是看不順眼，公權力肆意踐踏着市場和公民的正當權利，還要披上種種華麗的外衣。計劃體制留下的審批思維牢不可破，各項行政審批依然如影隨形地掌控着市場。正如有評論所總結的那樣：「他們從來不想解決問題，而總是想着通過製造問題來顯示他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