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一直想爭取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中央的態度是由寬漸緊。我估計鄧小平在生時，北京最終願意在港落實普選的機會有七成，胡錦濤時期有六成，習近平上任初期有五成，如今則只剩一成甚至更少。我所說的「最終」，當然並不等同於「直到永遠」，大抵上是指在二○四七年之前吧。
上述情況是反映了中國領導人一代比一代苛刻嗎？不是。我告訴你，如果今日鄧小平仍然在生，他批准香港實施所謂真普選的可能性，會由原有的七成直接降至零。習近平不過說「打鐵還需自身硬」，老鄧卻連鐵也不必打，他從來都是開「鋼鐵公司」的，對付香港滋事者絕不會留手。
北京主政者公然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責任不一定全在他們身上，香港的民主鬥士自己也得檢討。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現任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在雨傘運動時期是支持學生爭取公義的，在梁智鴻任港大校委會主席時期，校務會議遭受學生衝擊，馬斐森仍然對學生包容，隱忍不發。但到李國章出任校委會主席後，學生的衝擊變本加厲，威脅與會者的人身安全，馬斐森終於忍無可忍，明言絕不接受暴民政治，對學生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
各位，馬斐森如此「轉軚」，完全是他的錯嗎？還是激進的學生應負更大責任？筆者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時期，經常碰到示威，有時甚至教學大樓也給反對者佔領了，但英國的示威者較「有品」，我從未感覺過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馬斐森來自英國，比較之下，他很快便看出對香港激進學生絕不能姑息縱容。近年，香港反對派就是走上這樣一條野蠻的抗爭之路，一旦放鬆便會如泰國般走向暴民政治，故迫使中央不得不全面收緊對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