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澳門的行政長官制度是建基於行政主導，當年的構想可能是沿用英葡統治的總督制。可惜《基本法》制訂時北京沒有作認真的研究，多偏於港澳當時既得利益的考慮，短期的政治計算多於長治久安的制度設計。
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立法會採比例代表選舉制，而不是英國的單議席制，理由是擔心代表中方的本地政黨政團，在選舉中敵不過親英的民主黨派。我相信參與者、議決者都不會相信比例代表制是對少數政治主張者的維護。中國的官員與香港獻策者只看眼前，結果今天當極端和激進少數政治出現之後，在比例代表制下可以取得立法會議席，並藉此作為他們政治主張的平台。
同樣地，特首的行政主導方法，以為有公務員的支持，權力集中於特首，便可實行行政主導；英國委任的總督可以做得到，中央政府委任的特首也可做得到，卻不明白，港督只是代理人，統治香港的還有整個英國政府。當時中央政府領導的天真，更在於讓董建華單身赴任，不懂現代政治的複雜，不明白香港的政途險惡，還奢言撒手不干預。英國治港時，除總督等英派官員控制決策和行政系統外，還有司法、警察（包括可隨意用政治理由把香港居民遞解出境的法律），還有不公開的香港與英國派來的情治部門。
此外，英資財團與美國勢力也構成統治的權力結構，稍懂一點西方政治學，便知道權力精英、權力集團的作用。港督變特首，便製造出回歸後管治的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