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官媒微博發文，上月二十一日維和烈士李磊、楊樹朋遺體告別儀式上，楊樹朋的五歲兒子楊一鳴仰着頭，向每位來送別爸爸的伯伯、叔叔、阿姨問好。楊一鳴的願望是長大後像爸爸一樣當兵，很多楊樹朋的生前戰友擁抱、親吻楊一鳴，鼓勵他為夢想努力。楊一鳴說：「爸爸，我長大也要像你一樣當兵。」
很顯然，這文章想鼓勵人們向楊一鳴的父親學習、向楊一鳴本人學習。小孩子都有這樣的志氣，何況大人乎！有志者立長志，無志者常立志，小孩子不定性，不一定是無志者，但常立志卻是大部分孩子的原生態。維和是對的，接班是不對的。維和是為國爭光，接班是讓國家失去光彩。維和是盡國際義務和責任，接班則是讓國際義務和責任蒙羞。一個孩子說的話固然可親可愛，作為宣傳道具和工具卻顯得卑污。
一個五歲孩子，既承受不了國際之重和國家之重，也承受不了個人立志之重。第一，五歲孩子的話不能當真。很多人在小時候都說過大話，諸如長大了要當科學家，結果長大後下崗了。很多人說長大了要當作家，結果長大後連作文都寫不明白。很多小孩子的遠大理想都沒有實現，長大後都成了凡人。
有人會說，周恩來小時候說過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那是因為他後來當了總理，如果不當總理呢？他的話不也就是一句童年的話嘛。周恩來當總理的時候，中華民族尚未崛起，一九四九年後他活着的時候，中華民族的災難還小嘛？何況他的這句話又沒有有力的證據證明是他說的。
第二，培養孩子不能採取恐怖主義模式。一些恐怖主義組織培養成員是從小開始的。這些人從小成了殺人機器，長大成了殺人魔。過去的宣傳總是讓那些小孩子當英雄，如劉胡蘭、雷鋒、賴寧，敢於與壞人鬥爭。小孩子有此判斷力嗎？五歲的孩子能判斷出好人壞人嗎？有時候，一粒糖就可拐走小孩。
第三，接班是特權行為，違背平等競爭原則。過去幼兒園總播放《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歌曲，可共產主義甚麼時候實現？這就是一個問題。有一名馬克思主義專家曾在學術報告中說，共產主義得在二千六百年後實現，如果預測準確，那二千六百年前的這段日子接誰的班？即使接班了，由誰接班？甚麼人具有接班資格？接班的資格由誰來定？這些都是問題。
宣傳楊一鳴的邏輯實際是要我們當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邏輯。楊一鳴長大會接班嗎？幾年後的事都說不清，廿年後的事誰說得清？除非權力部門非得讓楊一鳴去當維和戰士，但這又破壞平等競爭原則。維和部隊不是特權部隊，不是照顧烈士子女的場所，它涉及國家尊嚴與門面。
第四，接班不能搞血統論，血統論是變相的特權論。文革時期盛行一段血統論，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與別人聯名貼《從對聯談起》大字報，論述「血統論」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作為「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實行，要使之「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這種血統論後來遭到嚴批。現在又有新的血統論，諸多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等。血統論蔓延到維和部隊上，隊員的兒子可當維和軍人，也可叫維二代。
第五，培養孩子要有人權意識。現在都強調人權，都強調保護小孩子，都強調中小學生的人身安全。十八歲前的孩子都需要父母監護，此時抬出五歲的楊一鳴，顯然太不合適。小孩子的話當童趣還可以，跨出這一步就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一個講人權的國家是不會拿小孩子當擋箭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