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斯在《正義論》裏談到權利與善的關係，他說，權利優先於善，權利制約着善的內容和形式，離開了權利的善沒有意義，離開了權利的善也會作惡。
言論自由是一種權利，批評也是一種權利，批評是言論自由的組成部分。批評權利本身無善惡，批評就是批評，如果在批評之外非得分出個善惡，那麼批評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意義。何況批評針對不同的事、不同的人，產生的結果也不一樣。比如遇到心胸寬闊的人，即使存有惡意的批評，也能容得下；對於心胸狹隘的人，即使是善意的批評，事後也是睚眥必報。但無論如何，善意的惡意的批評都不應成為打擊報復的理由，只要批評沒有危害個人安全、沒有尋釁滋事、沒有違背憲法第三十五條的言論自由，批評就不應分為善意的或惡意的。
今年去看台灣大選，看到那些評論員在電視上又是罵總統馬英九，又是罵候選人朱立倫。這些評論員在大陸人看來，肯定是惡意的批評，但都平安無事。更讓人不可忍受的是，台灣有些評論人幾乎是歇斯底里，對馬英九和朱立倫破口大罵，但因為沒有違法，批評也就批評着，罵也就罵着。
批評的意義就是，它讓公民有尊嚴，它讓官員有謙卑，它讓政治生活有意義，它讓公權力的所有行為都必須經得住、受得住公民的批評和指摘。
批評如果以善惡來分，主觀性太強，隨意性也太強。一個人可能在高興的時候，心胸就寬闊；一個人在不高興的情況下，心胸就會變得狹隘。一個人在根本利益不受影響的時候，心胸就變得寬闊；一個人在根本利益受到影響的時候，就氣急敗壞，就濫用權力對批評的人進行嚴厲的打擊。在沒有規則、沒有道德、沒有底線的情況下，愈是講心胸寬闊，愈是讓人生疑。人就是人，只要人在，人性就不會變。人無論如何玩花樣，都是在證明人性的幽暗，絕對不會證明人性的光明。
批評卻需要制度保障。善惡需要心胸，但心胸卻飄移不定。在一個能保障批評權利的前提下，一個人即使心胸太小，也會因為制度的約束不敢濫用權力。在一個不能保障批評權利的前提下，所有掌握權力的人都會隨心隨意率性地濫用權力。
作家林達總是懷有歷史深處的憂慮，總是把美國歷史的那些總統拉出來擺在人們面前，告訴人們說總統是靠不住的。有意思的是，那些靠不住的總統總是拿出靠得住的語言來編織人類美麗的童話。只是這童話說給天真的孩子聽還行，說給有理性的大人們聽還真不行。
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批評的三十年，如果沒有批評，就形成不了對公共權力的制約。鄧小平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教訓時說，必須讓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得出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結論，是因為他本人也充分意識到個人是不可靠的，把權力集中在個人身上是極端危險的。只可惜，到目前為止，民主法制沒有建立起來，民主法治更沒有建立起來。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毛澤東如果受到制度的約束，就不會犯一個又一個錯誤。而毛澤東取消批評的權利，就是從反右開始的。反右之後，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誰再批評，就是右派，就是反對黨、反對毛澤東，就是反革命。
人都是有軟弱的一面，人性也都禁不住考驗，在求活命的時代，絕大部分人都選擇臣服和沉默。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人人都有了恐懼的自由。在恐懼的時代，誰發聲誰就是個死。批評權利若沒有制度保障，再區分出一個善惡來，就是在挖塔西佗陷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