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幾位激進人士，在凌晨時分，進入西九龍高鐵總站工地，爬上一座天秤上，掛出「停建高鐵」和「反一地兩檢」橫額後，用揚聲器讀出聲明，表達反對高鐵大白象工程和一地兩檢的立場。及後，警方在確定眾人沒有帶走地盤物品後，讓他們離開，沒有作出拘捕；示威人士馬上將抗議行動的相片放上社交網絡。
黑夜時分，爬上高空，我們可以想像是多麼危險，我們經常在電視宣傳片，看到高空工作要做好各項安全措施，如戴頭盔繫安全帶等，但示威人士爬上天秤罔顧安全，就算他們抱有多大理想，如此高危險動作，不應鼓勵。
沒有最激，只有更激。近年社會行動愈趨激烈。新一代社運人士認為，過往泛民的和理非非作風沒用，於是大家向激進進發。當大家採取一些激進行動後，發覺沒有達成任何效果，於是另一批人士就要想出進一步的激烈行動，以顯示自己的存在價值及影響力。
鬥激進並不是一個良性競爭，而且要付出更大的個人及社會成本。過往有些人士參與過激行動，以身試法，結果被判入獄。另外議會抗爭，令立法會無法通過惠及大眾的議案。這些都是成本，我們愈激烈，付出的社會成本愈大。
漏夜上天秤，並沒帶來進步，只有輕微的閃光燈效應，但這些危險行動，對年輕人作了甚麼示範呢？過往我們對講粗口總是有所避忌，但近年政治人經常將粗口掛在口邊，令不少年輕人認為粗口只是一些助語詞，並不覺得粗口是對別人的一種侮辱。究竟我們為下一代作出甚麼示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