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反映中國與西方對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思路。這除了對發展手段和路徑有重大影響外，對如何構建以及構建甚麼樣的國際秩序，也將帶來深遠影響。面對「一帶一路」版圖上現時大量不穩定地區，中國提出共建、共享原則，使大家共富，最後達致共贏。中國認為貧窮是導致仇恨的根源，只有發展經濟使人民生活得以改善，才能建立人們的尊嚴，抑制極端思想，達致和平。和平是通過物質條件的滿足，使大家願意共同合力參與構建，最後達致互相尊重的大同世界。
這跟美國和西方國家所相信的模式有一些不同。西方國家對構建穩定世界秩序更多是出於以下幾個原則。第一，大國關係決定了世界秩序和小國的命運。大國有擔起構建秩序與和平的責任，也因而形成所謂世界警察的想法。第二，大國之間因此需要建立起一些協調機制，這是不少國際組織，例如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等機構成立的初衷，並由這些機構，根據大國博弈的結果強力安排小國之間的協調。第三，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規則制訂過程。第四，大國，也就是自認為文化先進者，向落後地區輸出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其中要求落後國家通過向全世界開放市場達致發展的主張，也屬於這一類型。第五，不接受西方文化輸出和不接受西方體系的國家，被排斥為異端。
中國和西方提出兩種不同的模式，跟各自的歷史和文化淵源有深刻關係。也因此形成中國由下而上，而西方則是由上而下的國際秩序觀。